爱德华・斯诺登：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下）

AS网站目录（www.adminso.com）：爱德华・斯诺登：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下） 美国《连线》杂志近日刊登封面文章，细致披露了该刊对“棱镜门”揭秘者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的独家采访过程，并详细还原了这位全球“头号通缉犯”决定揭露惊天内幕前后的心路历程。以下为文章全文：上篇见：《爱德华・斯诺登：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上）》接触海量机密信息离开军队后，斯诺登在一处绝密设施找到了一份“保安”工作，那份工作要求他通过高级忠诚度审查

AS网站目录（www.adminso.com）：爱德华・斯诺登：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下）

美国《连线》杂志近日刊登封面文章，细致披露了该刊对“棱镜门”揭秘者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的独家采访过程，并详细还原了这位全球“头号通缉犯”决定揭露惊天内幕前后的心路历程。

以下为文章全文：

上篇见：《爱德华・斯诺登：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上）》

接触海量机密信息

离开军队后，斯诺登在一处绝密设施找到了一份“保安”工作，那份工作要求他通过高级忠诚度审查。他通过了测谎仪的测试以及严格的背景调查，而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他即将就此踏上情报工作的职业道路。在参加了情报机构的专场招聘会后，他被CIA录取，任职于全球通信部门，在CIA位于弗吉尼亚州兰利市的总部处理电脑问题。这实际上就是他从16岁就开始从事的网络和工程工作的一种延伸。

“所有的秘密站点都会与CIA总部联网。”他说，“我和另外一个人一起上夜班。”但斯诺登很快发现了CIA的一个最大的秘密：尽管它表面看起来是一家先进的组织，但实际的技术却很落后。它的实际情况并不像外人想象的那么好。

尽管只是这个顶尖电脑团队的一个新人，斯诺登还是凭借出色的表现被CIA派往专为培训技术专家设立的秘密学校。那其实是一个酒店，他在那里完成了大约6个月的脱产学习和训练。训练结束后，斯诺登于2007年3月前往瑞士日内瓦，那是CIA搜集银行业信息的地方。他被安排进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拿到了外交护照，住进了湖边的一套四居室公寓，还接受了一项不错的工作，用于掩饰他的真实身份。

在日内瓦，斯诺登亲眼看到很多CIA特工在道德上做出妥协。由于间谍的晋升速度取决于他们招募的线人数量，所以为了尽可能多招人，他们往往会用尽各种手段，根本不顾这些人究竟有没有价值。他们会把招募的目标灌醉，然后将其关进监狱，再把此人保释出来――让那些人以为欠了他们的人情。“他们会通过一些极具风险的方式来招募线人，这些事情都会对线人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倘若被人发现，还会对我们的国家声誉产生深远影响。”他说，“但我们还是会这么做，因为我们可以这么做。”

斯诺登说，他在日内瓦认识了很多从心底反对伊拉克战争和美国中东政策的间谍。“连CIA的官员都这么认为，我们到底在干什么？”由于他的工作是维护电脑系统和网络运营，所以比之前获得了更高的权限，得以接触到更多有关伊拉克战争的信息。知道的越多，内心就越痛苦。“那是布什当政的时候，当时的反恐战争很黑暗。”他说，“我们会刑讯逼供，还会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进行监听。”

他开始考虑当个泄密人，但由于奥巴马即将当选，所以他推迟了这一计划。“我发现，就算是批评奥巴马的人，也对他所代表的价值所打动。”斯诺登说，“他说，我们不会牺牲自己的权利。我们不会为了要抓住极少数的恐怖分子而改变我们自己。”但斯诺登还是失望了，他发现奥巴马并没有遵守自己的诺言。“他不仅没有履行承诺，甚至彻底否定了这些承诺。”他说，“他走上了相反的方向。如果你因为一个人的承诺而把他选为总统，但他却违背了选民的意愿，那么这对社会、对民主意味着什么？”

又过了两年，这种希望幻灭的感受在他脑海里深深根植下来。那时(2010年)，斯诺登已经从CIA调到了NSA，接受了一份在日本担任戴尔技术专家的工作――戴尔是NSA的主要承包商。自9・11以来，美国的情报预算大幅增加，NSA的很多工作都外包给了戴尔和Booz Allen Hamilton这样的国防承包商。对斯诺登来说，日本的那份工作极具吸引力：他从十几岁开始就一直想去日本。斯诺登在横田空军基地的NSA办公室工作，在那个距离东京不远的地方。他教给政府官员和军官如何防范中国黑客对他们网络发起的攻击。

但斯诺登原本就已消失殆尽的希望进一步幻灭。在他看来，间谍通过灌醉银行家的方式把他们招募为线人，已经十恶不赦了。而现在，他又了解到情报部门的定点清除和大规模监视计划，所有的数据都会发送到位于世界各地的NSA监视器上。当美军和CIA的无人机悄无声息地把活生生的人，炸成遍地的尸块时，斯诺登都能从屏幕上看到。他甚至开始感谢NSA的广阔监控范围：通过监控MAC地址(这是一种所有手机、电脑和电子设备都能发出的独特识别码)，便可以了解到每个人在一座城市里的详细动向。

尽管对美国情报部门的使命逐渐失去信任，但斯诺登作为可信的技术专家的升迁历程却在继续。2011年，斯诺登返回马里兰，在那里担任了一年的戴尔技术专家，与CIA的工作人员共事。“我会与CIA的首席信息官、首席技术官和所有技术部门的主管坐到一起。”他说，“他们会把最棘手的技术问题告诉我，而我的工作就是帮他们解决问题。”

但2012年3月，斯诺登再次为了戴尔而调动，这次的工作地点是夏威夷的一个巨大掩体，他在那里担任信息共享办公室首席技术专家，专门解决技术问题。这个25万平方英尺(约合2.3万平方米)的“地道”原本是用来存放鱼雷的，里面阴冷潮湿。

NSA庞大的监控能力和有效监管的缺失，都令斯诺登倍感担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担忧更是有增无减。最令他震惊的一个发现是，NSA经常会定期把原始的私人通讯信息(既包括内容，也包括元数据)发送给以色列情报机构。通常来说，这样的信息都会经过“最小化”处理，将姓名和个人身份数据删除。但在这种情况下，NSA却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保护美国人的通讯数据。其中包括数百万的阿拉伯裔和巴勒斯坦裔美国人的邮件和电话。如果他们有亲人居住在被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就会因为这些通讯信息成为以色列的目标。“这太令人震惊了。”斯诺登说，“这是我们看到的最严重的数据滥用事件之一。”(这一行为去年已被《卫报》曝光，其消息源正是斯诺登披露的文件。)

另外一个惊人的发现则是一份来自NSA局长基斯・亚历山大的文件。该文件显示，NSA正在监视政治激进分子的色情内容观看习惯。这份备忘录称，NSA可以利用这些“个人弱点”破坏这些批评者的名声。该文件还列出了今后的6个目标人物。(格林沃尔德去年在《赫芬顿邮报》上发表了该文件的节选版。)

斯诺登对这份备忘录感到震惊。“这就像FBI试图利用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的出轨逼他自杀一样。”他说，“我们早在1960年代就认为这种事情是不对的。为什么现在还在这么干？我们为什么又卷入了这样的事情？”

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参议员弗兰克・丘奇(Frank Church)在发现了美国情报机构长达数十年的非法监控行为后，同样感到无比震惊，并首次对外披露了这些行为。由此拉开了长时间的改革，随后还出台了《外国情报监视法案》(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ct)。斯诺登认为，彼时和此时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弗兰克・丘奇认为当时的美国已经处在悬崖边上”他说，“他担心，一旦掉下悬崖，便再也爬不上来。而我们今天同样担心美国又一次处在悬崖边上。”。就像当年的丘奇一样，斯诺登也意识到，唯一拯救美国，避免政府继续滥用职权的方法，就是将此事公之于众。但斯诺登既没有丘奇那么丰富的资源，也不具备他那么强大的权利。他只能秘密地实现自己的使命――这也是他在各种培训中学到的一项技能。

精心搜集更多情报

6月的莫斯科，日落总是很晚。从酒店的窗户向外看去，鳞次栉比的高楼留下的阴影逐渐将整座城市吞没。但斯诺登似乎并不在意这次采访被拖延到了傍晚。他还生活在纽约时间，为的是更好地与美国本土的支持者交流，并时刻把握美国新闻的最新脉搏。

通常来说，这就意味着他要随时听到批评者们的严厉抨击。事实上，反对斯诺登从心怀不满的情报人员，变成泄露机密信息的异见分子的，并不仅仅是政府官员。即使在是他最受追捧的科技领域，也有人批评他动作过快，放任危险信息的传播。网景创始人、著名风险投资家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曾经对CNBC说：“如果你到百科全书里查查‘叛徒’这个词，那肯定能看到爱德华・斯诺登的照片。”比尔・盖茨(Bill Gates)也在接受《滚石》杂志采访时发表了类似的评论。“我认为他触犯了法律，所以我肯定不会把他当做英雄。”他说，“我对他没有多少钦佩之情。”

斯诺登调整了一下眼镜：他有一个鼻垫掉了，所以眼镜偶尔会滑下来。他似乎已经陷入了沉思，回到了那个他做出决定的时刻，那个再也不能回头的时刻。彼时，手握U盘的他已经意识到各种各样的潜在后果，但他还是秘密地履行自己的使命。“如果政府不代表我们的利益，那么公众就要寻求自己的利益，揭发内幕为此提供了一条传统的渠道。”他说这话时，表情严肃，语速缓慢。

NSA显然从没想到斯诺登这样的人会给他们惹麻烦。斯诺登曾经在各种场合透露，他可以不受限制地访问、下载和提取各种他感兴趣的机密信息。除了最高级别的机密文件，只要获得了NSA的绝密权限，并且能够使用NSA的电脑，几乎任何人都能了解NSA的监视项目细节，无论是雇员还是承包商，无论是二等兵还是将军。

但斯诺登在夏威夷时的访问权限却远不止于此。“我是夏威夷信息共享办公室的首席技术专家。”他说，“我有权访问所有内容。”

确切的说，应该是“几乎”所有内容。有一个关键领域，他当时仍然无缘接触：那就是NSA在全球各地开展的激进网络战。为了获取这最后的一点秘密，斯诺登到NSA承包商Booz Allen担任了基础设施分析师。那份工作让他获得了罕见的双重权限，可以同时查看本土和海外拦截的信息――这样一来，他就可以把本土的网络攻击追溯到它们的源头国。通过这份新工作，斯诺登获得了海量的机密信息，了解到美国在世界各地的系统中植入的恶意软件，以及窃取的大量国外机密。与此同时，他还可以证明，有大量的美国通讯信息“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被拦截和存储起来，不必有刑事犯罪嫌疑，不必有合理的理由，也不无需具体的指向。”他一一搜集了证据，然后秘密地隐藏起来。

等到斯诺登2013年春天为Booz Allen工作时，他已经彻底醒悟，但各种各样的机密信息仍然令他震惊不已。有一天，一名情报官员对他说，NSA的黑客部门TAO在2012年，曾试图向叙利亚的一家大型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核心路由器中植入一个后门，当时的叙利亚正在经历旷日持久的内战。此举将帮助NSA截获该国的大量电子邮件和其他互联网流量数据。但那次任务却出了问题，路由器发生故障，导致整个计划失败。那台路由器的故障令整个叙利亚突然断网――但公众并不知道，一切的责任都应归咎于美国政府。(这是该消息首次对外披露。)

在TAO的作战中心，心乱如麻的政府黑客们经历了沮丧的时刻。他们拼尽全力远程修复那台路由器，试图隐藏自己的踪迹，避免叙利亚发现他们植入的拦截软件。但由于路由器瘫痪了，所以他们也无力解决问题。

幸运的是，叙利亚更关心的是尽快恢复全国的上网服务，而不是追查断网的原因。而在TAO的作战中心，原本的紧张情绪因为一句半真半假的玩笑而放松下来：“如果我们被发现，随时都可以赖到以色列头上。”

走上“不归路”

斯诺登在Booz Allen工作时，投入了大量精力分析可能来自中国的网络攻击。他的目标包括通常被人认为不受军方关注的机构。他认为，这项工作已经超出了NSA的职权范围。“我们对中国开展了猛烈的黑客攻击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他说，“但我们越线了。我们还入侵了大学和医院，以及纯粹的民用基础设施，而不是政府目标和军方目标。这很令人担忧。”

促使斯诺登走上“不归路”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在他逐步了解了NSA在犹他州布拉夫代尔市的一处庞大的绝密数据存储设施的能力后，发现的一个秘密项目。那栋100万平方英尺(约合9.3万平方米)的建筑，在NSA内部被称作“使命数据库”(Mission Data Repository)，其数据存储能力高达1 yottabyte，相当于500万兆(quintillion)页的文本。(据斯诺登介绍，它最初的名字叫“海量数据库”，但由于一些员工认为这听起来有些令人毛骨悚然，所以才改成了现在的名字。)每个小时，都有数十亿的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电脑间数据传输和文本信息流经“使命数据库”。有的只是匆匆流过，有的会短暂保留，还有的则会永久保存。

庞大的监控计划已经够邪恶了，但斯诺登还是发现了一个处在筹备阶段新项目，那是一个有着“奇爱博士”风格的网络战项目，代号MonsterMind。这个首次对外披露的项目，可以自动寻找外国网络攻击的源头。它能利用软件不断搜寻已知或可疑的攻击所特有的流量形态。当探测到攻击时，MonsterMind便可自动阻止其进入美国――用网络术语说，就是实现了一次“追杀”(kill)。

这样的程序早在数十年前便已存在，但MonsterMind软件还新增了一项独特的功能：它并不是简单地在入口端点探测和追杀恶意软件，还能在没有人工介入的情况下，自动开火还击。斯诺登表示，这便会引发很多问题，因为初期的攻击通常都是通过第三国的无辜电脑发起的。“这些攻击具有欺骗性，”他说，“例如，有人可以在中国发动攻击，但却能把攻击源头伪装成俄罗斯。于是，我们最终可能会向俄罗斯的一家医院还击。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除了有可能不慎引发战争，斯诺登还认为MonsterMind最终会对隐私构成威胁。原因在于，要让这套系统发挥作用，NSA首先必须秘密获取几乎所有美国人从海外收取的私人通讯数据。“理由在于，识别这些恶意流量，并对其作出响应的唯一方法，就是分析所有的流量。”他说，“如果我们分析所有流量，就意味着要拦截所有流量。这就会违反《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也就是在未获许可、没有适当理由或没有不当行为嫌疑的情况下，利用私有通讯信息。而且要全天候监控所有人。”(NSA发言人拒绝对MonsterMind、叙利亚恶意软件或本文涉及的任何具体问题发表评论。)

由于NSA在布拉夫代尔建设了新的数据存储设施，而且可能不慎引发战争，再加上下令对所有进入美国的通讯信息进行监控，斯诺登认为他已经别无选择，只能拿上手里的U盘，把自己知道的一切公之于众。唯一的问题是，何时付诸实施？

2013年3月13日，斯诺登坐在他的办公桌前，周围摆满了电脑显示器。当他看到一条新闻报道时，他意识到，时机已经成熟。那条消息称，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莱珀(James Clapper)对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称，NSA“没有故意”搜集数百万美国人的信息。“我第二天在报纸上看到这条新闻，然后跟同事说，‘你能相信这些屁话吗？’”

斯诺登和他的同事曾经多次讨论过与NSA监控范围有关的种种谎言，所以，他们对克莱珀的证词几乎无动于衷，这基本在他的意料之中。“这不只是默默接受。”他说。斯诺登称之为“平庸之恶”――这个词源自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对纳粹德国官僚作风的研究著作。

“这就像温水煮青蛙，”斯诺登对我说，“你接触到一点邪恶，一点违规，一点失信，一点虚伪，伤害了一点公众利益。你可以不在意，你可以为它辩护。但如果你这么做，就会产生‘滑坡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恶习会逐渐放大，等你在这种环境中生活15年、20年、25年，你就会见怪不怪了。那时，你会认为一切都是正常的。这才是问题所在，也正是克莱珀事件引发的深层忧虑。他把欺骗美国人当做他分内的事情，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他不会因此遭到惩罚，因为他之前就曾经被曝在宣誓的情况下说谎，但却连一点轻微的惩戒都没有。这暴露出整套系统以及我们的领导者存在的许多问题。”于是，斯诺登决定，在被活活煮死前，是时候从水里跳出来了。

与此同时，他也深知由此可能引发的可怕后果。“走出那一步真的很艰难。我不仅要有信仰，而且信仰要足够的坚定，足以让我愿意把自己置于水深火热之中，甚至彻底毁掉自己的生活。”

但他感觉自己已经别无选择。两个月后，他拿着一个装满U盘的袋子，登上了飞往香港的航班。

相信技术，别相信政客

我们第三次见面距离第一次已经过去大约两周。那天下午，斯诺登来到我的酒店房间。我已经换了住处，最新的地点是与克里姆林宫和红场隔街相望的国家酒店(Hotel National)。那是一个与大都会酒店类似的地标式建筑，俄罗斯的很多历史都在它的门前逐一上演。列宁曾经住在这里的107房间，令人畏惧的前苏联秘密警察头目菲利克斯・捷尔任斯基(Felix Dzerzhinsky)的幽灵，至今仍会在门厅里出没。

不过，斯诺登最害怕的并不是俄罗斯的秘密警察，而是他的老东家――CIA和NSA。“如果真有人在监视我，他们肯定已经找到了一帮人，专门负责入侵我的电脑。”他说，“我认为他们没有找到我的藏身地，但他们几乎肯定监控了我在网上的言论。即使他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因为这些内容已经加密――但他们仍然可以了解到很多信息，包括你的交流对象，以及你的交流时间。”

不过，最令他担心的，或许还是因为某个错误，导致他为之付出巨大牺牲的改革进程遭到破坏。“我不是在自我毁灭，我不想自我牺牲，然后把自己从历史的记载中抹去。但如果我不冒险，就没有赢的机会。”他说。所以，他总是在绞尽脑汁，试图能领先追捕自己的人一步――他不断更换电脑和电子邮件账号。然而，他知道自己最终还是很容易被攻破：“我会有疏忽，而他们会借机黑掉我。这是迟早的事情。”

事实上，部分与他志同道合的人已经犯了一些致命的错误。去年，格林沃尔德发现他无法打开斯诺登发给他的大量有关GCHQ(相当于英国的NSA)的机密信息。所以，他让自己的老搭档大卫・米兰达(David Miranda)从他们在里约热内卢的住处出发，到波伊特拉斯那里取来另外一份副本。但负责安排行程的《卫报》定了一张通过伦敦转机的机票。或许是GCHQ的监控网络作祟，此事很快走漏风声，米兰达刚一到达就被英国当局扣押，随后遭到了9个小时的盘问。

另外，一个包含60Gb数据(大约5.8万页文件)的移动硬盘也被没收。尽管这些文件都通过名为True Crypt的复杂程序进行了加密，但英国当局还是从米兰达身上找到了其中一份文件的密码，从而破解了大约75页内容。(格林沃尔德至今仍然无法获得完整的GCHQ文件。)

斯诺登的另一个担忧是他所谓的“NSA疲劳症”――公众逐渐对大规模监控项目的消息感到麻木，正如他们在战争期间习惯了伤亡数据一样。“死一个人是悲剧，死一百万人只是数字。”他引用斯大林的话说，“正如侵犯默克尔的权利是丑闻，侵犯8000万德国人的权利却无人关注一样。”

关于下一届美国总统大选能否促成一些有意义的改革，他不抱太大希望。归根结底，斯诺登认为我们应该相信技术，而不能相信政客。“我们有各种手段和技术来阻止大规模的监控，甚至完全无需任何立法过程，也不许要任何政策变化。”他说，答案就是强有力的加密技术。“通过一些改革措施，例如让加密成为统一标准，在默认状态下对所有通讯信息加密，我们便可阻止大规模的监控行为。不仅是在美国，在全球其他地方同样适用。”

斯诺登说，在那之前，信息拦截事件还会不断发生。“我们没有看到结束的迹象。”他说。事实也的确如此，就在我们见面后几个星期，《华盛顿邮报》就披露说，NSA的监控项目搜集的无辜美国人的数据，远比其锁定的外国目标的数据多得多。至今仍有数十万页的机密文件等待解读――更何况，可能还隐藏着另外一个受到斯诺登启发的泄密者。但斯诺登说，今后无论泄露什么文件，其中包含的信息几乎都将变得无关紧要。“关键问题不在于还会有什么新消息曝光，而在于我们应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