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内学校 未来在线教育主战场？

编者按教育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工业时代形成的学校和课堂体系，已不适应信息时代

编者按

教育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

工业时代形成的学校和课堂体系，已不适应信息时代。不仅是在中国，在美国、英国、日本等很多国家，教育创新和教育改革都是最受关注的话题。

人们愿意为更优质更个性化的教育支付费用，而技术的进步又给教育的重塑提供了多种可能。

传统体制内的学校正在利用信息技术对传统课堂进行改造和探索。

MOOC、可汗学院、在线辅导、在线题库等大大小小的在线教育项目也如雨后春笋，让家长和学生眼花缭乱，教育领域已成为创业与投资的热土。

在这里，我们希望为你展示最前沿的教育创新案例和最独到的观点，为关注教育创新的的学校、家长、教育创业与投资者提供有价值的资讯内容，我们愿意成为沟通各方的平台，和推动教育创新的“第三力量”！

为了中国的教育，为了更美好的明天，我们一起前行，两周一见。

本期聚焦在线教育的体制内创新，是为开篇。

本报记者 马晖 北京报道

“这不再是柏拉图或我祖父母那个时代的星球了，事实上，现在，这是你学习的星球。”美国人柯蒂斯・J・邦克在他那本著名的《世界是开放的：网络技术如何变革教育》中这样写道。

毋庸置疑，网络技术正在全球范围内改变着传统教育的形态。这一点，你从那个名叫萨尔曼・可汗的孟加拉裔美国人所创造的教育奇迹中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在变革大潮的裹挟下，中国的学校也开始纷纷触网，或深或浅涉足在线教育领域，微课程、翻转课堂、在线练习等名词一时间成为老师校长口中的“热词”。

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阶段的学校，都被民众视作是拒斥变革的堡垒。这些学校年复一年地运转着一架日趋高效的考试机器，孩子在里面苦不堪言，丧失了学习知识的乐趣。

在线教育能不能给中国教育带来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中国的体制内学校又该如何应对这场变革的大潮？

学习的革命

清华附中，中国最顶尖的一所中学，2014年北京高考文科状元的诞生地，开始试水在线教育。

刚刚结束的这个学期，学校一名高中物理老师在自己的课堂上采用了最新的在线教育技术，播放微视频、布置在线练习，尝试翻转课堂教学。

校长王殿军说这门课“挺受学生们欢迎的”，学校里另外几位年轻老师也在做，不过还停留在用新技术上几节课的层面，“我们想让老师们先感受一下”。

20公里之外，北京石景山区的一所普通小学里，孩子们人手一部平板电脑在上英语课，电脑中储存着上课所需的各种学习资料、阅读工具、测试题库。平板电脑有个形象的称呼，叫“电子书包”。北京已在海淀、东城、大兴等几个区分别设立试点学校推行电子书包，试点学校校内实现了无线网络全覆盖。

“教委将全力推进教材数字开发资源的试验，完成京版纸质教材的电子化开发，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整册教材的高端电子化开发。”北京教科院的专家透露。

政府在一份名为《北京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文件中明确宣称，北京中小学将在未来逐步建立数字化校园，数字化教学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

离开北京，向西1500公里，甘肃武威凉州区四坝乡九年制学校，一所典型的西部农村校，那里的孩子手里也拿着一款8英寸、基于 Android4.0 的定制平板电脑。

平板电脑搭载了一个名为“阳光课堂”的全科目学习平台，包含教学视频、习题、图片和文本资料，学生可以自主学习，也支持教师把在教学后台编辑的教材放在上面使用。

这是一家名为“阳光书屋”的公益机构为孩子们免费配备的设备，机构的发起人是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北京男孩杨临风，他这样解释自己的初衷：“用信息技术来改变中国的乡村教育，把优质的数字化资源和全新的教学体验带到最需要的地方。”

无论是清华附中这样的“牛校”，还是甘肃四坝乡的村小，信息技术的大潮都在影响乃至改变着当地的教育生态。

而这种改变更激动人心的图景，来自太平洋的彼岸。

2006年9月，一个人，一台电脑，孟加拉裔美国人萨尔曼・可汗创建了可汗学院（Khan Academy），在视频网站YouTube上来发布自己录制的学习短片。2010年，可汗学院获得了比尔・盖茨慈善基金及谷歌公司的赞助，将现有的教学视频翻译成西班牙语、法语、俄语、汉语等十余种语言，从而一跃成为全球在线教育的佼佼者，惠及全球近千万学生。

2010年5月，开放式在线教育网站Udemy创建，并在2个月内拥有2000门课程1万名注册用户；2012年2月，计算机科学领域的网络学习社区Udacity创建，一个月内9万名学生注册，覆盖190多个国家；2012年4月Coursera、edX创建，现在已拥有数百万学生。

“在线教育作为远程教育第三代形态，已成为近年来国际教育变革的主力。”北大教育学院副院长、教育技术系主任尚俊杰说。

决策层对此也有共识，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曾明确表示，未来中国教育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如何加快教育信息化硬件、软件建设，以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

“在教育这个领域中，一场革命正静悄悄地发生。” 国务院参事、友成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汤敏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说。

把选择权交给学生

北京市十一学校，熟悉中国基础教育的人都知道，这里正在进行着一场以“选课走班制”为核心的教育模式改革。

改革的主事者、校长李希贵说，“我们正在做的尝试，是以课程改革为核心，采取选课走班制，给学生更多的选择权，力争打破现有的教育模式。”

然而，很少人知道，北京市十一学校在进行教育模式改革的同时，也把在线教育的尝试“嵌入”其中。

学校开设了一门《文言文基础阅读》的选修课，专门配置了电脑车，上课时推进教室，学生人手一台笔记本或平板电脑。

据开设这门课的教师介绍，文言文阅读的难点在于字词，对于同一篇文章，学生掌握的情况差异很大。老师先根据学习要求，建立字词题库，教师机与平板电脑无线链接；学生在开课前进行“起点监测”，教师再针对个别学生对于文言文字词的掌握情况，进行一对一的辅导。

李希贵把学校的这种尝试，视作是实现“个别化教育”的最佳途径，教师可以关注到每一个学生的学习起点，进行“因材施教”。

长久以来，中国的基础教育被绑架在高考这架战车上，普遍存在学校“千校一面”、学生“千人一面”的问题，大多数学校都是“考什么、教什么、学什么”。尽管2004年实施了新一轮课改，但从改革成效看，仍然是在传统教育模式的框架内修修补补，并没有在教育理念、教学内容、教育途径等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

另一方面，肇始于近代工业社会的现代学校体系本身也制约了个性化教育的开展。

在现行的学校体系中，学生是按照班级划分，统一老师、统一课本、统一教法，这种标准化的教学体系，可以保证大多数学生接受到合格的教育。

“我们老师一般都按班里中间水平学生的接受能力组织教学，因为这部分学生是大头，”一位有着十余年任课经验的高中数学老师说，“当然这样也有问题，尖子生吃不饱，后进生跟不上，有的时候背着抱着都赶不上。”

在清华附中校长王殿军看来，人天生的学习习惯和节奏是不一样的，在现行的学校制度体系里是很难照顾到每个学生的。

对于这些常年在基础教育领域耕耘的教育者而言，在线教育最大的一个好处，是给“因材施教”的“个别化教育”提供了某种可能。通过在线教育的技术手段，学生们可以自由选择学习时间、学习节奏乃至学习内容，把教育的选择性还给学生，激发他们的主动性。

“对在线教育、翻转课堂这样的尝试，我觉得最积极的一面，是它锻炼了学生的自主性。让学生们学会选择，这本身就是教育的一部分。”王殿军说。

一场漫长的变革

对于近两年国内在线教育蓬勃发展的热潮，北京四中网校副校长刘开朝显得挺冷静，因为在十多年前，他见过类似的场景。

那还是2000年左右，国内兴起了一阵开办网校的风潮，用刘开朝的话说是如“雨后春笋”一般。“那个时候，每天早晨你起来后，查一下有关网上的新闻，大概得有十家、二十家的网校成立，全国各地估计办了好几百家。”

没过半年，这些雨后春笋的“嫩芽”都不见了。网校因各种原因纷纷倒闭，维持至今的不过101网校、北京四中网校、黄冈中学网校、人大附中网校等少数几家。刘开朝所在的北京四中网校是那一轮热潮过后少数的幸存者之一，成立于2001年，目前已发展成中国远程基础教育的知名品牌，在全国各地拥有了240多家分支机构。

回顾自己这十几年来办网校的历程，刘开朝觉得有个核心问题始终在困扰着他：网络学校是做教育，还是做教辅？

“原则上说，目前的网校仍然是处于一个教辅的地位，它所能够起的作用还是为孩子的学习起到一个辅助性的指导，远远没有到去反逼学校进行教育改革、输送优质教育资源这样一个水平。”刘开朝坦言。

北大教育学院副院长、教育技术系主任尚俊杰也有类似的判断：“现在国内的在线教育并没有触及到教育最重要的部分，如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等领域。”

而传统学校在推行在线教育时，还面临着诸如资金有限、技术匮乏这样的现实问题。

清华附中校长王殿军近期想成立一个“慕课联盟”，跟全国的优质中学联手制作、推广慕课。之所以要联合其他中学，一方面有更好利用各校名师资源的想法，但另一方面也有“摊薄成本”的考虑。

据本报记者了解，目前国内在线教育机构录制一门慕课的成本，有的已攀升至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元。

如果把电子书包、翻转课堂视作是在线教育1.0版的话，研究者认为未来在线教育的2.0版或将更加倚赖于对学习者学习数据的挖掘。

全球知名的在线教育发展前瞻性研究《地平线报告2014》中，对此有专门的描述。

“基于数据学习与评价的兴起，将新来源的数据用于个性化学习体验和绩效评价的做法正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报告》编撰者称。

显然，在线教育领域孕育着非常多的可能，与其把它称之为中国教育的“静悄悄革命”，不如说是“一场漫长的变革”来的更为恰切。（编辑 肖欣欣 马娟 李二民）

专访清华附中校长王殿军：创新：应从教育本质上去突破

本报记者 马娟 马晖 北京报道

教育创新已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进步为各种创新提供了可能，从国外的MOOC、可汗学院到国内层出不穷大大小小的各类在线教育项目，教育创新已不再单纯是一个公共话题，同时更被看成一个产业和投资的热土。

与市场上各种辅导培训、在线题库、留学咨询等各类教育外围项目的火热相比，被视为传统和封闭的体制内学校其实也在进行各种创新和突破，在翻转课堂、走课制等，越来越多的学校在尝试用新的技术和教学方式来改进原有的课堂教学。

如何看待当前教育创新的格局？这些现有的各种创新能给传统的教育教学带来多大改变？在现有体制下，教育创新的空间有多大？教育创新能否消弭不同学校不同区域间的教育不均？市场上的资本和技术是否能和传统学校有一些合作？

清华附中作为知名重点中学，在教育创新领域有自己的规划和探索。

校长王殿军在2007年之前，为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先后担任过数学系研究生工作组组长、党委书记。可以说他对高等教育和中学教育都有很深的理解和思考。这样的经历使他与其他中学校长相比，在教育创新上更加敢想敢说敢干。

王殿军校长正在力推大学先修课程和学生素质综合评价体系，在他看来，这两项对于创新人才培养同样重要。

技术创新的“能与不能”

《21世纪》：近两年，关于教育创新的话题持续热议，翻转课堂、走课制等等被很多学校尝试，您如何看待当前教育创新的格局？现有的各种创新能给传统的教育教学带来多大改变？

王殿军：教育创新，这是比较大的一个话题。人们对教育有一种说法，就是今天的教育是为明天或者后天培养人才，所以教育一定是面向未来的。人们对现在的人才不满意时，实际上等于在批评过去的教育。如果你今天不改变，那么明天、后天的教育结果和今天将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大家都在寻求突破现有的教育模式。这个时候，信息技术给了人们至少看到一个改变的可能性，翻转课堂、微课程等对改变传统教学有一定帮助。

从积极的层面看，现代信息技术的确能够弥补过去传统的班级制、统一节奏教学的不足，比如在中学，如果把视频和翻转课堂结合起来，孩子们可以在课下看视频，反应快的可能早早完成任务；反应慢的可以多花一点时间，翻转过来在课堂的时候，大家掌握的程度基本上差不多。

在线教育最大一个好处，是照顾到了个体的差异性，未来可能能解决选择性问题。选择性比较复杂，大到选择哪个学科，小到选择什么时候学。学生可以选择学习时间、学习节奏――当这种选择性交给学生时，其实就是把主动性交给了他。什么时候干什么，实际上这是一个人未来成为一个社会人时，管理自己的事、管理自己时间的一种能力，本身就应该是培养的一部分。我们以前大包大揽，在培养孩子主动性、自主性方面，我们的教育是欠缺的。

对在线教育、翻转课堂、包括走课制，我觉得最积极一面是把自主性锻炼起来，把选择性交给学生。但是我们不能够依赖这个东西，因为新的技术再怎么好，它只能帮助我们调整，或者改变教学的一些模式或方式。但是本质上来讲，教育还是应该努力从本质上去寻求一种突破传统模式的办法。

以数学教学为例，有一些老师从来都不用课件，他就是一支粉笔一个黑板，教的非常好，最重要的是能启迪人的智慧和思维。你看有些课堂很活跃，发言热闹的不得了，但实际可能大家都是在一些浅层次的概念上辩来辩去，并没有那种真正触动思想深处，令人惊奇的观点、思想或角度，其实这种是“假繁荣”。

我一直反对在课堂上推一个什么“教学方式”。最好的教学方式就是没有方式。

人和人之间的情感的碰撞、思维的交流，和人与机器、录像之间不是可以替代的。所以有些人喊信息技术来了，网络来了，将来老师就没了，要退休了。我说任何时候人都是最重要的，这个是绝对不会变的，不能迷信技术，机器只能是辅助，帮我们提高效率，帮我们跟紧时代。

这个问题牵扯到对教育的理解和教育本质的思考。技术有非常大的局限性。我们不可以排斥它，但是也不可能完全依赖它，更不能让它来取代传统的一些东西。

在线教育一定要有线下配合

《21世纪》：但是好的老师总是稀缺的，信息技术可以把优秀教师团队的授课设计，辐射给更多学生，甚至偏远地区的学生。从均衡教育资源的意义上来说，是不是作用很大？

王殿军：前面讲的是聚焦一节课，其实一节课的设计和一门课的设计还是不同的。因为在线视频是用非常浓缩的方式，一些额外的话需要在翻转课堂的时候讲。相当于我给你的是一颗一颗珠子，但是设计的人知道怎么串，就变成一个漂亮的项链，而没有设计的人就是弄一碗珠子，不是一个项链。你可以把优秀教师每一讲视频都拿走，但是如果没有翻转过程中老师敏锐的观察能力，洞察到学生在这个阶段里，什么地方需要调整配合，是很难把课程设计的宏伟蓝图实现的。而这一点你又不可能让设计课程的老师去指点面对一万个、十万个在线的学生。

所以对于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大家对它寄予厚望的原因之一是，名师非常有限，而刚才我们强调单节课的这种设计能力，名师和普通老师差别巨大，你似乎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名师设计的每一堂课，可以在非常偏远的地方播放，但这中间就缺少了我刚才说的从整门课层面，没有机会帮助学生把珍珠串起来，当地老师没有这样的能力，而名师这边又不了解你出了什么问题。

所以说，在线教育要线上线下结合，不光是结合，还要配合，如果没有线下的配合，线上的东西就大打折扣，看起来很好，但效果不一定很佳，这是我最担心的。我也试图做MOOC，成立MOOC联盟，把名校名师的课都系统的做起来，然后给远方的薄弱学校免费开放。

《21世纪》：有些学校的网校已经录了很多课程的视频，您要做的MOOC和这些有什么差别？

王殿军：那些网校录的是传统课，一录45分钟，我一直就不赞成这样的形式。因为中学生这个年龄阶段，课外没有那么多时间来看长视频，可能一节课最有启发的就那么三五句话，快进恰好没听见。

在线教育，我对微视频是比较欣赏的，因为它把最精华的东西浓缩，这样孩子在几分钟之内就能够把一个知识点掌握，但最难的问题是我刚才说的，把一个个知识点搭建成一个知识体系，不可能通过一两讲搭起来，这需要线下的老师有能力来帮学生把碎片式的知识变成一个体系化的知识。

远程在线教育，我认为在有些地方不能成为主流，只能成为辅助。一个地方社会发展落后，整个的文化、思维模式，一代一代都有一定继承性，大家的思维模式、文化习惯、生活习惯决定了其学习的接受度是一样的，校长是这样，教师和学生也是这样，你弄一个新东西来，真不见得能够像想象的那样，一看视频以后就茅塞顿开，豁然开朗，全都懂了。包括现在最发达的国家，他们也做不到这一点。所以我认为MOOC在解决教育均衡和公平上，能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这个作用比促进一个学校的教育提高作用更加有限。

MOOC在大学效果比较好，是因为大学学习和中学很不一样，中学学习就像打基础一样，哪边都不能虚，但是到高层就不同了，学习可以有所偏重。中学所学内容则重在有两项作用，一是对基础知识和能力的掌握，二是对思维的启迪。

对于在线教育辐射出去，我们要非常清晰的看到它可能存在的问题，其作用一定是严重衰减的。所以中学要强调翻转课堂，大学不需要强调这个。

筹建MOOC联盟，引入市场机制

《21世纪》：您刚才提到的MOOC联盟，清华附中现在在线教育做到什么程度了，下一步有什么计划？

王殿军：因为一个学校的力量毕竟有限，开发一个系统，设计录制整个课程，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也需要一定的技术人员，如果不联合的话，相当于每个学校要做这件事情就得养一支自己的队伍，这实际是很大的浪费。包括大学也是一样，最早的像斯坦福、MIT，包括中国的大学都是几个联盟。所以我的想法是，能够借助比较开放的EDX平台，清华有这个基础平台，是开放源代码的。我们自己组建一个技术团队，这个技术团队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开发系统的，在线学习系统和管理系统，另一部分技术相对简单一点，其实就是制作微视频，某种意义上就像拍一个小短片一样。但是老师要成为这个剧本的编剧，甚至成为导演兼演员。老师过去的一些设想只能给大家用语言来描述，现在就有可能用高科技的方式来虚拟实现。

我在计划，下一步联系国内一些知名中学，选一些课程，不同课程可能一开始有一个老师讲，最后可能四五个老师去设计同一个课程。这个课不只为学生服务，也是为老师服务的。老师暑假整个把这门课看一遍，等于自主培训了一下，对自己一堂课的设计会有很大提升，然后你结合实践，去二次创造。目前我们的平台正在搭建，争取能够在新学年到来时，平台搭建的差不多。

《21世纪》：这个MOOC联盟计划怎样选择参与学校的？

王殿军：可能选择五六所，不宜太多。这几所学校教学水平差不多，起码是省最好的，关键是这些校长要对它有理解和共识。另外这个MOOC毕竟不是一个标准教育的发展内容，国家还没有要求哪个学校都要这么做，所以，它的运行可能还是要适当的尊重市场的运行规律，所以我们适当的时候有可能引入社会的资金，或者社会的力量，但是核心的这些东西还是得靠一线的老师。这个联盟最大的优势，估计就是我们是现在正在运行的名校和正在一线教学的名师，是正规军，这个资源市场上的培训机构不具备。

我们做这个是半公益性的，不以盈利为目的。未来如果做精细一点的话，我们还有可能做两套东西，一套适用于初学者，一套提高难度，适用于学生能力的提升和拓展。这对当前的培训和家教市场应该会产生一定的搅动作用。

体制决定创新空间

《21世纪》：清华附中在创新方面有哪些布局？

王殿军：前面所讲学校里班级学生整齐划一，“齐步走”式的教学方式，确实是不好的。同样学校之间也有这个问题，总体来讲，好学校的学生还是走得快，走得远，但是你不能走得太快，为什么？因为现在是统一管理，一个制度出来大家都照着做，校长就懒了，他也没有这个空间和权力，他就不会去想着创新，创新就意味着可能突破政策，就有风险。从大的层面来讲，给学校的自主权太小。

《21世纪》：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大家都说学校自主权非常少，但是在规划纲起草的时候，教育部的调研了解，很多高校自主权放给他们都不敢要。

王殿军：确实是这样。举一个招生的例子，当别人把考试题出好，考完，卷阅出来，分数弄好，把你们学校的名单给你，分数给你，高校很轻松就把招生搞定了。比如说在天津招80人，天津的名单在这，你也不能退档，数前80个在天津的招生就完成了，无论招的结果是否真正选拔到人才了，无论考的是不是科学，那是别人的事，高校这么录取没人敢说不对。反过来，现在给你自主权了，高考成绩在这，你不一定按照成绩走，可以找别的方式，面试、笔试，看平时的表现，听听老师对他的评价，综合录取，高校反而不敢要这个权力。万一有人在其中有一点不轨的行为对学校来讲就有很大的风险，社会也质疑，你对自己的人都不敢百分之百相信，这个时候这个自主权就不能要了，因为没有准备。

为什么世界一流大学人家就敢要？比如说耶鲁、哈佛、MIT、普林斯顿招生难道就是把SAT分数排个序，招前80个人吗？当然不是，他们有委员会，有一套流程机制，养着一批人研究如何评价人、选拔人，他们有准备、有研究、有积淀、有经验，他的招办不是招生办公室，而整个是一个体系，一门科学。

我们这方面是非常落后的，高校不敢要自主权的原因是它不会，没把握控制的时候高校真不敢要。这导致选拔人才只能按照分数，对学生的创造性甚至健康成长都带来伤害。

我们已经花了30多年证明这个后果很严重，难道还要30年再确认一下这个后果真的很严重吗？真的没有必要。所以我建议教育部门，首先要抓的是要在高校或者全国建立起一支认真研究人的评价和选拔队伍，真得有一套科学的选拔体系，还得想办法把它通俗化，让大众接受。媒体得发挥作用，得让大家意识到全世界的名校是如何做的，人家如何在这种表面看起来有点模糊的体系里做到精确选人。

《21世纪》：从您一个中学校长来看，手头的自主权够不够？

王殿军：肯定不够。首先，一个学生能不能毕业，我说了不算。政府认为他合格，给他颁毕业证，跟校长没什么关系。但是在美国不一样，校长在毕业证签字得负责，你认为合格的毕业生，如果水平很差，校长会很丢人。

另外一个是课程。课程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一点差别。我希望课程从难度上有很多的层次，广度上有很多的丰富性，课程之间还要有融合性。这些我们都没有。当然中国有自己的缺点，只要有层次一定追高。我有一个简单的比喻，学习一个课程就是全国学生举同一个标准重量的杠铃，举不起来的也得天天试着举，轻松能举起来则要求快速举、反复举。

我觉得如果学校眼里没有学生差异的时候，我们的教育永远不会好。仔细研究美国和欧洲的教育体系，它一定会用某种方式照顾到这个差异，有些是制度设计采取分流模式，比如法国，学习过程中把学生进行分流，大家都很接受。我确实不如你聪明，你就该去成为科学家，我成为工程师。

我们是上面的给你压着，下面给你推着，把学生挤在一个很平均的空间里，好学生在里面跳，天花板在，撞个头破血流，最后放弃了。等到大学真正把天花板去掉时，他们已经习惯了，已经有一个无形的天花板，不再会跳了。

《21世纪》：现在的体制刚性决定了创新的空间会比较小？

王殿军：对。当然有人说你就把课开难一点怎么了？这就牵扯到评价的问题，现在的评价就是高考，你不考的东西校长去教，对人才培养有好处，对升学没好处的事，有几个校长敢做？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中国说好钢用在刀刃上，这刀是用来砍高考分数的，还是用来砍未来科技难题的，刀是不一样的。你用到这把刀上，但现在这把砍分的刀急着用。培养未来的科技精英，他需要的和现在高考选拔所需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现在搞了很多的改革，是想有所突破。我本来想在校内突破，但根本不可能。所以我费很大精力，希望推动全国改革。比如我正在推动建立全国的大学先修课程体系，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

大学先修课程和综合评价体系同样重要

《21世纪》：大学先修课程和学生综合评价体系您再详细谈谈，哪个更重要些？

王殿军：这两个都重要。先修课程两年前开始做的，今年9月份可以开课了。

《21世纪》：这个先修课程最初的目的是什么？

王殿军：当时研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优秀学生培养问题出在哪里，我觉得有两个问题，一是教他什么，对好学生教的一定和别人不一样，就如古人讲的千里马养法就得不一样。另外一个怎么教，教的方式。因为好学生不光是学的东西，学习方式对他有影响。这是要解决的两个根本问题。

美国从1951年开始AP课程（Advanced Placement，美国高中开设的大学先修课程），1955年开始大面积推广，经过五六十年，这是美国精英人才不断涌现很重要的一方面原因。给学有余力的拔尖学生提供更有挑战性、更有难度的学习，这种理念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现在推动在全国建立这样一个体系，一些人编教材，一些人在设计管理系统，另一些人在设计考试系统，暑假马上就要进行师资培训，100所左右的中学进入第一批试点。

这样推动确实很累，但是如果不这么做这事就做不成，一个学校做充其量选一个，单打独斗没人认你。

为什么还要有学生综合评价体系呢？因为现在开丰富的课程之后，这些高考没用、选拔不用，但对学生未来发展又有用的东西，要在综合评价里要体现出来。只有推动这个综合评价体系，我才可以大胆在中学开丰富多彩的课程。课程学得好，学完了就代表他多了一份能力，多了一样素质。这不是简简单单一个分数。

为什么我刚才说两个都重要，一个是照顾到拔尖学生培养，另外一个培养完了这些东西谁管，高考题又不出大学先修课程的内容。怎么体现呢？得有一个综合评价的系统，把这列为重要的维度。就像体检，测你身高、体重、血糖、血压，都能够列入体检的指标。现在我们只看高考的分数，这相当于只量身高去取代这个人健康程度。我们得有一个综合评价，高校将来适当的时候能参考。

《21世纪》：您做的这些事情，某种意义上来说，您赌的是中国未来的高考改革方向，招生会更加自主。您是看准这个方向？

王殿军：不是说我们一定向美国学习，而是我们一定要尊重规律。正确的方向迟早会找到，只不过我们现在社会的成熟度，老百姓的接受度，整个诚信体系，社会的发展程度尚未达到完全按照教育规律办事的阶段。但是教育又是要往前走的，超前的，在某种意义上它需要是引领性的。

我们作为教育研究者和教育从业者，必须既要看到它的现实的一面，又要看到它长远未来理想的一面。所以我觉得，大学先修课程迟早有一天会像美国今天一样，美国一流大学选拔学生时，大学先修课程排在第一位重要的，明确要求，你必须修三到四门，甚至有些五门，而且都得是四分以上好成绩，这就证明你比别的孩子强。想想看，你平时成绩和他一样好，他把普通课程搞完就没精力了，你还有精力学五六门大学课程，而且还学得那么好，这不是最好的证明吗？难道非要高考成绩证明吗？

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些内容做好了，慢慢有一天我们的管理部门、老百姓会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我非常高兴地看到现在至少从方向性上来讲，趋势是非常好的。（编辑 肖欣欣 马娟 李二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