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朋友圈揭秘：向南敬介求教 与褚时健惺惺相惜

王石视南敬介为师长，每次见到南敬介都会诚意讨教，这样的低姿态让王石的手下很吃惊。 在这个社会日益泛起中国式“圈子文化”之时，王石却崇尚西方式的“交圈文化”，他有自己的朋友，且觉得西方人之间互相认识的方式非常好，他将79岁的东京建物株式会社的会长南敬介当成是良师益友；称呼在古稀之年东山再起的褚时健为“褚厂长”；指点今年39岁的云南地产商李俊如何经营自己的企业

王石视南敬介为师长，每次见到南敬介都会诚意讨教，这样的低姿态让王石的手下很吃惊。

在这个社会日益泛起中国式“圈子文化”之时，王石却崇尚西方式的“交圈文化”，他有自己的朋友，且觉得西方人之间互相认识的方式非常好，他将79岁的东京建物株式会社的会长南敬介当成是良师益友；称呼在古稀之年东山再起的褚时健为“褚厂长”；指点今年39岁的云南地产商李俊如何经营自己的企业。

在这些人面前，王石是谦虚的学生、懂得雪中送炭的朋友，又是生意场上的精明导师。当63岁的王石与这些人见面和相谈甚欢时，他作为企业家的个性和特点，也在不经意之中表露无遗。

自由总是相对的，这对于从2011年就开始游学哈佛和剑桥的王石也并不例外。虽然远隔重洋的游学经历让他获得了近三十年来难得的安静和自由时光，但作为一家规模已经超过一千八百亿人民币的上市公司董事局主席，他的社会事务显然少不了。

离开哈佛或剑桥时，秘书每天递给他的时间安排表，无非是这一个会见那一个聚会，或那一场对话。

他当然代表了万科，但他不会把自己陷在这些例行的安排中。63岁的他早已学会更游刃有余地代表自己。在遵循秘书给的时间表的同时，他充分利用“必须出席”的事务间的空闲―这些时间的间隙，来延展属于自己的时光。

他要去见自己的朋友。

良师益友南敬介

2014年春节后的第二天，王石从剑桥飞到东京，两天后他要在无印良品(MUJI)的全球年会上对其全体中高层管理人员做一场演讲。

在越洋飞机上，王石就在修改演讲稿，因为助手准备的稿子毕竟是书面语，而他向来不愿意自己的口头表达被文字所束缚。如果不是无印良品希望提供稿子以备提前翻译，他实在不想要什么PPT或WORD文件，这和强调文字准备的日本人不太一样。

显然他很重视这场演讲。但他还是决定在此之前去见见一位朋友，这是在伦敦就想好了的。七八年来，王石几乎每年都要见他两三次。日本没有过春节的习俗，但于中国人王石而言，这是一个好时节，他得见见这位朋友。

王石这位朋友就是日本拥有118年历史的房地产公司：东京建物株式会社的会长南敬介。南敬介今年79岁，在长寿之国日本，算不上高龄，但他身体状况很不佳，重病、即将手术，交流几乎只能笔谈。

这大概和南敬介年少时的经历有关：1945年广岛核爆炸当日，南敬介正是广岛一家小学的四年级学生，爆炸原点距离学校并不远，南敬介一直都清晰记得那阵眩晕的光和声声巨响。尽管幸存下来，最终还成为日本知名的企业家，但他无疑受了核辐射，老年之时终于显现出来。

王石和南敬介的相识，开始于东京建物株式会社与万科的合作。2006年，东京建物重新进入中国市场(上一次是1906年，一百年前)。南敬介当时制定的原则是：1.找到中国最优秀的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进行合作；2.确定合作项目后，东京建物必须抱学习的态度，原则上只出资、不出声，放手让中国公司自行管理运营合作项目；3.对中国合作公司提供最大的帮助，敞开大门让中国合作公司共享百年东京建物的各类经验。

那是王石和南敬介交往的前提和背景，是南敬介在王石这里获得的第一个加分。

再一次加分，是刚相识时的一次谈话。王石问南敬介：“东京建物是一百多年的房地产开发商了，我想知道当质量和利润发生冲突的时候，东京建物是如何选择的？”南敬介听罢，蓦地愣了一下，然后回答：“当然是质量，毫无疑问。”他又补充一句：“没有质量，公司不可能存在下去，利润又在哪里呢？”

南敬介不知道，这个问题他听得突兀，王石问得却并不冒失。中国房地产界伴随中国的城镇化建设，春风得意了近二十年，利润第一是大多数房企不言自明的目标；质量问题在极大需求的市场面前，早就被冲挤到角落，被开发商们遗忘。

万科在国内同行中一直强调质量、住宅产业化和行业专业化，但呼应声寡。现实却是同行们都活得很滋润，倒显得万科像一个认死理的老实人。所以王石把这个问题抛给了百年房企的掌门人南敬介，内心里他在渴望一个答案，南敬介恰恰适时给出了这个答案。自此，王石视南敬介为良师益友。

2006年，南敬介第一次送给王石的小礼物是一双折叠的筷子。他告诉王石：“自己携带筷子，减少一次性筷子的浪费，环保。在东京要是掏出这么一双筷子，大家会羡慕你的。”王石莞尔，他觉得这位当年已逾七十的日本企业家非常东方：温润，又坚定。

南敬介曾经在琦玉邀请万科前来日本参加赛艇赛的一行人吃鳗鱼饭，他给每个人都点了足足的两份。万科的壮士们认为盛情难却、浪费可耻，于是坚决地、艰难地吃完了，颗粒不剩。后来才知道，南会长是贴心地请各位吃一份、带走一份，赛后可再享美味。

看日本男性的性格做派，有两类人非常典型：一种作风强硬，果决武断，说话行事非此即彼，相当生硬，俨然武士道的沿袭；另一类人则谦和委婉，做事周全，内心笃定、外化温和，明显是日本传统商人的一脉相承。南敬介显然属于后者。他经常给王石念叨的一桩历史是1945年中国国民政府善待400万日本侨民，和平遣返的故事。“日本人应该感恩此事。”南敬介说。他心中对中国一直怀有美好情感，他一直学习中文，生病前几乎能用中文简单对话。

既视为师长，王石每次见到南敬介都会有意提不少问题，诚意讨教，这样的低姿态让王石的手下很是吃惊。王石向来内心骄傲，行事高调，早年经常被人评价为“盛气凌人”，与人交往也很是“张牙舞爪”。让他心悦诚服的人极少极少，南会长是其中一个。

这一次见南敬介，王石一半愿望是探望病中的老朋友，另一半愿望则是希望跟亦师亦友的他探讨一下日本江户时期工商阶层的状况。这是他这两年研究的课题，他特别需要接地气的观点。

南敬介的健康状况不太理想，所以已经不怎么会客，若非必须，他都在家静养。但王石来了，南敬介一定要见。

两人相约见面的地方在东京繁华的千代田区，王石住的酒店附近。二月初的东京，寒意中有着繁华都市特有的温度。这是周一的晚上，千代田区林立的写字楼里陆续涌出上班的人群，他们走进便利店、居酒屋、超市……让整个街区的气氛热烈起来，却又一点不喧闹……而不远处酒店的高层，日本最具规模的房产企业―东京建屋株式会社的南会长，正在和世界最具规模的房产企业万科的董事长王石聊着天。

王石说：“南会长是我敬重的老师。”他没有料到的是，南敬介一早得知他的研究课题，已经写好了一篇《江户时期的日本经济》长文，里面详尽讲述自己对江户时期工商阶层的生存、地位的看法；江户时期社会结构如何在现今日本社会的对应延续，以及日本明治维新如何能顺利在日本社会实施……

这些，正是王石近期对东亚日本历史和中国工商阶层地位的兴趣所在。在历史这一横切面上，一桥大学毕业的南敬介，和王石又找到了共同的思考点。

在这些人面前，王石是谦虚的学生、懂得雪中送炭的朋友，又是生意场上的精明导师。当63岁的王石与这些人见面和相谈甚欢时，他作为企业家的个性和特点，也在不经意之中表露无遗。

惺惺相惜褚时健

王石再次拜访褚时健，有重聚的意义，也有再一次思考企业家身份的意义

2014年新年时，王石曾邀请北京的朋友一聚，庆贺新年。场合正式，餐点也很讲究，乍看上去是时髦流行的名人聚会调调。环顾整桌人，有他登山的朋友、有拍纪录片的资深导演、有常年与他合作的出版社编辑、有北极探险的老相识，还有冯仑，王石认识了二十年的企业家，他大概是那个场合唯一和王石拥有同样标签的人。

“交圈文化”，王石饶有兴致地让大家互相认识，“我觉得西方人之间这样互相认识的方式非常好。”

名利场总是游荡着一种人际默契，这种默契让人在舆论面前、利益面前，互相保护。王石似乎从未去争取这个所谓的默契，所以当有关他的传言毫无顾忌地弥漫开来，重重地、准确地伤害到他时，他便一笑，或者，不语。

不语，有时其实是不屑。这种骨子里的骄傲，在三十多年前，当内地人在香港大多扑往各类店铺疯狂购买力士香皂、电子表、丝袜……而王石有机会到香港，只到音像店买各种音乐唱片、磁带时，就已经开始生长。

大概这种骄傲，也无法让他去做锦上添花的事情，但相反的事，他可以立即身体力行。

“王石的确是个好人。”每当身边的人说在褚橙大卖、媒体关于他的各种报道开始出现时，褚时健总会拿着报纸偶尔会不经心地说上一句。其实报纸上写的不是他和王石，但大家都明白他什么意思。

1979年10月，褚时健任玉溪卷烟厂厂长，在随后的将近20年时间里，他带领的企业在市场上打败英美烟草等国际企业，成就“中国烟草大王”的威名。1997年的锒铛入狱，让所有人都认为，褚时健一生的风光也好，折堕也罢，都结束在这一年了。但2002年，褚时健保外就医出狱，2003年就开始在哀牢山区种橙，人生竟又重新开出新枝。

在2003年，褚时健还是一个失落者、被打倒者。而就在那年登上珠穆朗玛峰的王石，带着裤腿上的泥点子上哀牢山看望了他，算得上第一批去看望褚时健的企业家。那个时候的橙园刚刚起步，王石在往山上走的时候，褚时健正蹲在山路边和修理水管的工人讲价：“80太贵，60吧？”这句话和褚时健身上发灰的白色大汗衫让当年的王石不胜唏嘘。

最让王石印象深的是褚时健对自己境遇的一句带过：“改革嘛，总要付出代价。”

王石的那次拜访在企业界和媒体圈影响甚大，王石对褚时健最准确的评价：“跌到最低点的反弹力”成为这之后十来年国内媒体报道褚时健的主调，也成为褚橙上市后成为“励志橙”的品牌根基。

“我们七年没见了。”在山脚下小饭馆，据说是村子里最“豪华高档”的饭馆里等待王石时，褚时健对身边的人说。待王石下车，褚时健拖着不方便的腿走到饭馆门口，两人便紧紧握手。你不能指望两位分别是87岁和63岁的人见面有什么煽情的场面，因为两人都很平静，仿佛昨天才见过，但是，知晓两人交往过程的人还是觉得很动情。

“您记错了，我上次来是11年前，不是7年前。”王石说，褚时健保持一贯的恒定表情，定神想了几秒，云南话字正腔圆：“嗯，是呢是呢。是11年前，那个时候我刚开始种橙子嘛。”

隔着11年光阴的橙园完全是两个样子，王石记得那个时候所有的橙苗只有半米高，要3年后才开始挂果；而现在漫山遍野一人高的橙树在4月的艳阳天下已经开始结上今年的果子，远远的另一山头，是褚时健新承包下来的两千多亩土地，另一片橙园。

“你看，这些枝条是要剪掉的。”褚时健抓着一条茂密的枝条对王石说。“都结果还要剪吗？”王石不明白。“要剪呢。我啊，种橙这么多年，翻了多少书问了多少人，总结出一条，要保果先要保花，要保花呢，必须先要保叶。把它们剪掉，就是为了保护好整棵树的叶。”褚时健很认真。

而王石的注意力放在地里到处拖着的软软的水管上，“褚厂长，您是采取滴灌技术吧？”王石问褚时健。褚时健从橙子树下走出来，“这个技术么，价钱是高点，但我们这里太阳太大，喷灌不行。”

两人已经陷到农业技术问题的探讨里去了，旁边记者们呼啦啦拍照，也没能影响两人对橙树和土地的关注。“王石你怎么对农业好像也很了解？”探讨了半天，褚时健终于有点疑问了。王石乐了：“受您感召，我也准备以后从事农业了。”褚时健笑笑，显然认为自己听了一句玩笑话。

王石并没有开玩笑，他的确计划未来到戈壁上种庄稼。这并非浪漫的冲动，他的想法是，戈壁上种庄稼最根本是解决土地沙化的问题，这个课题对中国农业至关重要。

王石愿意称呼褚时健为“褚厂长”，而不愿随大流称其为“褚老”。

褚时健从手握利润300亿的企业到成为负债的“保外就医”服刑人员，跌到人生低点且年过古稀时再创业而获得成功，绝地反弹，是一种和生命、和自己较劲的力量。王石被打动的，正在于此，所以和褚时健才如此惺惺相惜。

从另一层面，王石与褚时健的默契更在于两代中国企业家对自我身份的寻求。中华工商阶层从晚清的盛宣怀、张謇等实业家到民国时期荣氏一家为代表的商人集团，时间走到1949-1956年间时，这个阶层出现了断层，直到1978年民营经济开始恢复，1984年之后企业家开始有群体的力量。王石这一代企业家似乎是断代后的重新开始，因此，对身份的“寻根”一直是他的心头之问。

这份疑问来自企业家群体如何参与社会事务、拥有怎样的社会发言权，如何定位这个业已形成阶层的群体？特别是当这个社会的骨子里依然是“无商不奸”的鄙夷、企业家们不断要接受道德的质疑、与政府关系的远或近难以把握……“断代”带来的茫然让王石们陷入“身份的焦虑”(吴晓波语)。

当褚时健重新回到公众视野，“断代”的茫然找到了些许出路。回顾褚时健的工商之路，他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已经在云南小县城经营糖厂，且效益不错。

1979年之后，褚时健开始执掌玉溪烟厂。尽管烟草行业有国家专卖这一特殊性，但褚时健走的是典型的市场化道路，所以才使得这一地方小厂脱颖而出，成就当时烟草霸业。褚时健究其身份根本，是一个地道的商业人士，曾经有人评价褚时健：“但凡懂得政治，早年不至于成右派，后期也不至于有牢狱之灾。”

褚时健和同类一群人实际上在中华工商阶层出现“断代”之时，以微小之力拾起了这个阶层的传承，尽管在特殊政治环境下，这种传承并不显现，但毕竟存在。

王石再次拜访褚时健，有重聚的意义，也有再一次思考企业家身份的意义。这几年他不断提出“企业家精神”，其实质内涵意义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此次云南再访褚氏，料想应该有新的回答。

“我想做一些抢救性的工作。万科有一个企业案例中心，和北大光华也有联系，我希望把褚厂长这些年商业的经验整理成案例留下来。”王石对褚时健和他的家人说。褚时健点点头，很淡然：“只要你来把关，我完全信任你。”81岁的褚夫人马静芬活泼一些：“王石你还相信大学的教授啊？”

夜晚来临，山上的橙园一下就变得无边的黑。褚时健觉得自己山上的房子条件不够好，想安排王石和随行的人到山下的镇上宾馆去住。但他又说：“王石在山上住住也行的，我今晚也在山上。”

于是那晚，随行的人差不多都到镇上住了宾馆。王石和褚时健夫妇一起留在了山上褚家的房子里。

褚时健从里屋拿出一个大信封递给王石：“你什么也不缺，想来想去就送你这个吧，留个纪念。”王石打开信封，里面滑出两张照片，7寸左右，一看就是刚刚冲印出来的。照片上是褚时健和夫人在橙园里站立着的合影，两人站得笔直，一点不像两个年逾八十的老人。王石仔细看了看照片，又慢慢把它们重新装回信封。

“徒弟”李俊

王石接受了李俊的邀请，任俊发集团的独立董事。而李俊一直对外说自己是王石的弟子

从云南玉溪褚时健的褚橙庄园回到昆明后，王石直接就到了李俊这里，停留几小时后再赶往机场。

他在云南的省级公路上坐了三个多小时的车，身上还是在山上时穿的衬衣，有点皱皱的了。在车上时他还拿着电话对公司的年轻手下发了一通火，大概是对方没有统筹安排时间，他很是看不惯，所以小小地发了飙。对方显然也很委屈，电话里争辩了不少。不过，王老虎和当年已经不一样了，在通话结束前，他把语气放平缓下来：“行了，我知道了。挂电话吧。”这样的情绪调整，在多年前应该是看不到的。然后，一小时后，他已经笑意十足地出现在李俊的俊发中心大厦，风尘仆仆、自在随意。

李俊在公司的27层设午宴欢迎王石，直径足有三米的旋转餐桌转到王石面前停下时，正好是一盘扣肉来在他手边，这是典型的一道西南菜，看着肥腻实则爽滑。已经不太吃猪肉的王石仔细看着这盘菜，笑笑有些迟疑：“不太想吃。”大家也不语。然后王石自己甩了口：“嗨！不吃白不吃。”―李俊乐了，招呼服务员：赶紧上汤。

富二代李俊在2000年认识王石时，还是一个什么行业都想涉足的商业热血青年，他的父母在云南当地都是非常有实力的企业家。李俊自己名下有二手汽车公司，有房地产公司，甚至也有洗浴桑拿中心，当然，都非常赚钱。但李俊还是有商业理想，所以在听说自己的偶像王石来云南登梅里雪山，他便踏踏实实地贴身陪了王石七天，“陪游”是形式，实质是请教。

最后一天王石专门找李俊聊了15分钟，中心意思是：1.房地产行业有前景，但要集中精力做，专业化；2.家族企业本身不是发展障碍，但必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企业产权要界定清晰；3.政商关系向来有风险，需谨慎，企业自身要阳光开放。说完后，王石就登上飞机返回深圳，心里并没怎么记这件事。

两个月后，王石接到25岁的李俊的电话，说自己已经把房地产以外的其他公司全部处理了，从此专心只做房地产，并且，自己正着手请职业经理人。他还郑重邀请王石出任自己房地产公司的独立董事。

这非常出乎王石的意料。和所有人的观点类似，王石对富二代企业家并没有太在意，因为大多数的富家子弟心态上容易轻慢人，行事上容易任性而为。李俊是标准的这种身份，但他对王石所言的反应却很与众不同。

王石立即接受了李俊的邀请，任俊发集团的独立董事，同时将自己一直欣赏的袁昆介绍给了李俊做俊发集团的管理者。如今，俊发集团是云南本土最大的房地产开发企业。

李俊一直对外说自己是王石的弟子，这便是师徒关系的开始。

“工作好辛苦。我看每个人都有周末什么的，就我没有。”今年39岁的李俊苦笑着，他穿着熨烫平整的淡蓝衬衣，深色的裤子裤线明显，留着利落的平头，气质显得安静。

“忙啊？那就对了！”王石说，并不看李俊，他正在对付一碗汤。等把这顿饭吃完，他还得借李俊的办公室录一段视频，几小时后深圳总部要开一个高层内部会，因为他已经赶不上，所以需要他的视频讲话火速发过去。

“要不万科把我并了得了，真挺累的。”李俊半开着玩笑，同桌旁观的人看来，那语气几乎有向长辈撒娇的意思。王石还是在专注地吃自己的菜：“合作当然是可以的，并就没必要了。”他放下筷子，语气转得有些严肃：“昆明市场对万科和俊发来说，都有机会。”

在对房地产行业的政策上，昆明政府一直对实施住宅产业化建筑政策的项目给予优惠，这在其他城市是没有的。王石从上世纪末就开始不断提住宅产业化，2000年万科还成立了专门的研究中心，近两年，万科几乎可以实现全部的住宅产业化。但这一工业化建房的观念，王石念叨了十几年，在中国依然没有形成趋势，实施者少，积极呼应的人更少。显然，当利润轻易可取，被忽略的自然就是穷究精神的匠人心态。

“万科为什么领跑行业？因为我们一直在脚踏实地做最基本的事情，万科首先就要做最会修房子的企业。这一点我们已经做到了，但很多同行到现在还没醒悟，更遑论追赶了。” 一谈到专业问题，王石的话就显得多起来。在他滔滔之时，李俊默不作声，只静静听着，偶尔转转餐盘，把某一份菜转到王石面前。

离开俊发大厦时已经下午，李俊陪着王石走到车边，抢先一步替王石打开了车门，待王石坐下了，再小心关上车门。李俊的身后，站了他的七八个手下。“一路平安。”李俊对车里的王石说。

从云端到低空

“我在中国企业家的群体里，一直就是这样做的。”王石回答好奇于他与李俊之间故事的一位随行朋友。

一直是怎样的呢？王石并没有详细解读。他大概也从未仔细思量过，要有意在企业家群体里去“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当然有自己的角色定位，但只和自己有关，与别人的观感、喜好一点关系也没有。

在这个社会日益泛起“圈子文化”时，王石几乎从来不混企业家圈子。我们看不到王石与某位企业家插科打诨，交际频频；更甚少看到他出现在充当人际润滑剂的各种商业PARTY场合；他也从不组织什么企业家俱乐部，尽管他随手就可以呼来一堆人。他的身边，更多是一些专业人士，大都不具浮名，但王石和他们却经久交往。

这种独立的、自由的姿态总让我想起深圳企业家的群体特点，在那个城市不断成长出顶级企业的同时，这些企业背后的掌门人几十年如一日都是创业者的姿态：讷言、谨慎、努力、不凑热闹。

与李俊会面的几天之后，王石回到了剑桥。所有的见面所有的重逢又成为了过去。回到校园后他发的第一条微信是：“早餐一杯牛奶、两片吐司，中午学院自助餐，晚餐需预定(忘记了)，公寓自己动手……简单、健康、节省时间。”配上的图片正是自己做的晚餐：西芹炒蛋+微焦的吐司片+一个西柚，这三样被摆在一本杂志的上面，杂志的封面标题是：RETURN OF THE TALIBAN(塔利班的回归)。王石幽了自己一默。

认识王石多年的朋友这几年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变化了很多，无论性格脾气还是思维方式。谁也没预料到他的变化，因为这个年龄的人一般都拒绝变化。

他曾经的人生姿态，就像他当时爱好的飞伞和登高运动一样：在高处、高速飞翔，这也是他这一代企业家共同的优越感。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最响亮的共鸣板，企业家们创造的社会价值、自身获得的成就感都是以往工商阶层所无法比拟的。也正因为此，王石和同代的企业家们有着自觉自省的社会参与感和发言的欲望。正如吴晓波所言“这一景象，可谓最近十年，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社会事件之一。”―他和他们，在高处。

不过，王石们的命运依旧跌宕和脆弱，他们的成功和优越常常在一夜之间被调转矛头成为攻讦他们的最有效工具。企业家们貌似强悍，实则常常弱势，他们几乎成了三十年来最具戏剧性的一个群体。

所以王石总在改变，一个新的“王石”，一个未来的“王石”对他个人，对万科、对他代表的企业家群体都意义深远。他需要找到中国企业家真正的身份定位和社会位置，需要找到企业家阶层真正的强悍所在。

世事流转时光流逝，在经历过珠穆朗玛峰稀薄空气、四顾雾霭之后，在异国他乡的校园内各种苦读攻坚之后，在这人间被五光十色的传言围绕之后，在踏踏实实地自己挥锅弄铲做了无数次餐食、无数个晴天阴天骑着自行车上下学之后，王石已经开始活另一个自己；在别人还在对印象中的王石或膜拜或质疑之时，年过六十的他已经毫不犹豫地把那一个自己灭掉了。然后，他继续飞行，只是现在，他已不在云端。而是低空、快速、贴地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