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暮春的上午与周鸿t闲扯未来

文/迟宇宙 来自微信公共号：中国故事 我们刚做完周鸿t的封面，杂志还没上市，网上就沸反盈天，说是“周鸿t老矣”，还指控他做“特供机”的失败。碰上这样的事我就兴奋，惟一气恼的是：这事发生得稍早些就好了，我可以把它写进杂志

文/迟宇宙 来自微信公共号：中国故事

我们刚做完周鸿t的封面，杂志还没上市，网上就沸反盈天，说是“周鸿t老矣”，还指控他做“特供机”的失败。碰上这样的事我就兴奋，惟一气恼的是：这事发生得稍早些就好了，我可以把它写进杂志。

碰巧我在一份报纸上有个专栏，以此为藉口，再次采访了周鸿t。我想跟他谈谈“老”的问题，如果可能，还谈谈互联网精神；要是可能，他最好对那些指控进行一贯的反击。我知道读者喜欢那些东西。

结果整个上午，我们都在谈论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顺带着也谈起了褚时健和乔布斯，也谈了几句《老家伙》――他看过那部电影，我只听说过。

他最喜欢的老家伙毫无疑问是“圣地亚哥”：

“他是个独自在湾流中一条小船上钓鱼的老人，至今已去了八十四天，一条鱼也没逮住。头四十天里，有个男孩子跟他在一起。可是，过了四十天还没捉到一条鱼，孩子的父母对他说，老人如今准是十足地‘倒了血霉’，这就是说，倒霉到了极点，于是孩子听从了他们的吩咐，上了另外一条船，头一个礼拜就捕到了三条好鱼。孩子看见老人每天回来时船总是空的，感到很难受，他总是走下岸去，帮老人拿卷起的钓索，或者鱼钩和鱼叉，还有绕在桅杆上的帆。帆上用面粉袋片打了些补丁，收拢后看来像是一面标志着永远失败的旗子。”

我们从始至终，都在谈论《老人与海》。“圣地亚哥”是他那个上午最兴奋的文学意象。这个“倒了血霉”的老人，对于学中文出身的我来说，自然也曾是一个兴奋的意象。他同时还可能符合我定义的人生三大悲哀中“美人迟暮、英雄末路、前列腺堵住”后两条，的确是“倒了血霉”。

说心里话，我挺喜欢这种闲扯，这样我就可以不那么紧张，说话可以不那么磕巴。我也挺羡慕周鸿t。他可能对世界上的所有事都充满了紧张和不安，随时准备做出反应；而我们不同，我们努力学习从容地面对世界。我们不知道明天是什么样子，本质上我们也不在乎，因为明天与今天没什么分别。

周鸿t有改变世界的野心。他所崇敬的乔布斯也是如此，除了“保持饥饿、保持愚蠢”外，乔布斯还说，“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用新“苹果”改变完了世界之后，他就死了；继位的库克折腾了好几年，只是在补注他的遗产，没推出任何一款能够改变世界的产品。

我不太喜欢野心勃勃的人。成功的企业家都是这样的人，他们希望改变自己的命运，也希望改变他人的命运。他们会裹胁自己，也裹胁他人。

而我们都是平凡者，我们大部分人希望拥有自己的命运，却最终只能随波逐流，皆是因为前方有一位野心勃勃的带路者。

以卡莱尔的视角来看，他们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而我们都微不足道。“世界历史就是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所取得的种种成就的历史，实质上也就是在世界上活动的伟人的历史。可以恰当地认为，整个世界历史的精华，就是伟人的历史。”

周鸿t毫无疑问希望成为历史的创造者，从某个截面来看，他也的确做到了。他领导的奇虎360，通过一场场与互联网巨头们的争斗，改变了中国互联网的生态，迫使腾讯、百度们变得更加开放，也使自己成为互联网精神的代言人。

以我门外汉的理解，互联网的本质就是“自由”――开放提供的选择自由与免费提供的获取自由，或许还有超越时间和空间而产生的心灵自由，但我并不完全确定。

有时候周鸿t会因此沾沾自喜，因为他迫使巨头低头；有时候他又会感到沮丧，因为巨头们并没发生他所期望的改变。他们只是变得更加聪明了，而且更加强大。以前他们通过截杀来实现垄断、遏制创新型小公司的创造力，现在则是通过收割――它们甫一成长，就会被收购或是被迫站队。它们再也没机会成为平台型公司，再也没机会在互联网的洗牌中崭露头角，成长为新的领导者。它们的命运已经注定，要么死亡，要么成为巨头们的注脚。

周鸿t当初正是不愿成为注脚而奋起反抗。或许有人会质疑他的策略，但却不能质疑他的初衷。他所参与的每桩斗争，对于巨头们来说，或许只是普通的一役，至多是重要的一仗，对于他却是生死攸关的一战。

他自诩善于战斗。事实确也如此。当他洞悉了战斗的秘诀之后，他不再质疑对他的指控是否有人幕后指使和操纵，而是慢慢习惯怀疑，并形成自己的反应。我在专栏中说：“每次突然出现压力，周就会变得像弹簧一般，在重压之下，弹出一款新产品，或是弹出一个惊世骇俗的行动，使对他的指控变成一种褒奖。”

“在大路另一头老人的窝棚里，他又睡着了。他依旧脸朝下躺着，孩子坐在他身边，守着他。老人正梦见狮子。”

圣地亚哥的意象最终变得清晰，周的形象也在这个春天变得清晰。我在我们的封面故事中期待他成为中国互联网精神的“教父”，因为在曾经受益于互联网精神的巨头们画地为牢，一步步走向互联网精神反动的时候，中国互联网需要有人挺身而出，反抗暴行；就像《终结者4》中寂寞的电台呼叫：“这里是约翰康纳，如果你听到，那么你就是反抗军。”

多年以来，周鸿t一边经历挫折，一边联络反抗军。他的反抗算得上卓有成效，因为巨头们的确无法再忽视“小人物”发出的声音；而且他也经由这样的反抗，使360变得健壮，虽然不是泰坦巨人，却再也不容小觑。

周的反抗属性，以及他的弹簧性格，使他在新一轮指控出现之后，发布了自己的安全路由器，并且准备寻找恰当时机发布自己的移动搜索战略。路由器与移动搜索，正是此前的指控中，那些人最大的藉口。

除此之外，就是“特供机”的失败。

周坦承那是一桩失败的尝试，他倒不完全介意。失败毫无疑问使人懊恼，但周告诉我，“虽然没做成，但至少说明我对新模式的敏感，我就像堂吉诃德一样。别人只看到了成败，我感受到了年轻。有这种精神，就是年轻的。”周本人相信，这种失败对其未来的价值，要远远超过一桩胜利。

人总会老去，谁也斗不过时间。博尔赫斯的《玫瑰角的汉子》中有这么一段：“活人总有一死。”人群中间一个女人说，另一个也若有所思地找补了一句：“再了不起的人到头来还不是招苍蝇。”

新陈代谢、除旧布新，是所有生态系统的最终选择。世界终归是属于年轻人的，周鸿t也终将会老去，或许360很快也会被创新型公司取代，如果它变得自满和安于现状的话。

“可是什么样的人才算是老人呢？圣地亚哥老吗？褚时健老吗？重新回到苹果的乔布斯老吗？”他问。他们的确已经苍老，且不论已垂垂老矣的圣地亚哥与褚时健，即或重返苹果的乔布斯，业已成为行业中的“大叔”。在一个喜新厌旧、崇尚年轻和一夜暴富的年代里，他们的确是老了。

然而他们以自己的创造力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形态与价值观。他们使人们相信，年龄不再是判断“年轻”与“老”的惟一标准；财富也不再是判断成功与否的惟一标准。

只要还有创新精神，只要还敢于失败，只能还能尽量地望未来张望，哪怕只是一种姿态，根本就看不清未来的方向，周鸿t都相信自己没老。他对自己惟一的担心是360与他一起安于现状、耽于享乐，失去了创新精神，惧怕犯错误，更惧怕试错的勇气。只要精神尚存，勇气还在，他和他的公司就是年轻的。

在他的身边，越来越多的商业明星正在升起，阿里巴巴的市值很可能达到谷歌的一半，刘强东也可能会成为下一任“首富”，但中国互联网并未因此变得更开放、更包容，更具全球影响力。越来越多的创业者成为现实主义者，财富与规模已经成为人们判断公司成功的惟一标准。这是中国商业生态所一直遵循的游戏规则，不择手段地逐利、成王败寇的逻辑。人们变得害怕失败，远离创新；因为没有人尊重失败者，他们显得毫无价值。

未来不应该这样。未来应该是属于年轻人的，也属于年轻的公司，它们一定会取代腾讯、百度、阿里巴巴，也会取代360。判断一家公司老与不老，与市值和年头无关，与规模和领导者年龄无关，其所关联的不过是心态中到底充满了自满还是不安。

周鸿t的性格中至少还充斥着不安，同时对自己的公司和产品永远不满。他还喜欢乔布斯。他对新事物保持新鲜感。他告诉我，他对宇宙的秘密充满好奇。

“他曾在公司内部会议上说，要站在现在看未来，未来会发生什么，基于今日的定是一个微弱的信号，人们应该去寻找这样的信号；他也希望能站在未来看现在，聚光灯会打在今天的强者身上，但你若以未来的视角看，那些强者有时显得不值一哂。”我在专栏中写道。

人们毫无疑问喜欢看到强者出现。英雄与英雄崇拜构筑了人们的想象。然而从来没有持久的英雄，昔日的霸主，诺基亚与黑莓，转瞬间就走上了穷途末路。甲壳虫歌唱：“爱情有种转瞬即逝的恶习。”其实大公司也有这种恶习，眨眼工夫，一切都烟消云散、灰飞烟灭。

做投资的经验能够为他提供帮助。他年轻的时候因为履历、衣着和谈吐曾遭到一些投资人的轻忽。他发誓说：“有一天我做投资肯定不能这样，一定要想办法把年轻人发动起来。”等他做投资人、做老板的时候，他格外关注那些没资历的年轻人。他不介意他们履历差，穿得破衣拉撒，话也说不囫囵。

“当年我也是那个德性，很多投资人见到我也扬长而去了。”他说，“我一直希望在公司内部，很多小团队能够独立去运作；不是在等我的指令，而是他们自己想做一件事儿，觉得很有兴趣。这种动力才是最好的。这也是我比较喜欢小团队文化和小团队组织架构的原因。”

周鸿t相信，真正的投资人一定是通过与创业者见面而感应到了趋势，而非通过抽象的分析与总结。“倘若一位投资人看到的只是已经被总结的趋势，他就没机会了。”他说。

创业者很可能意识不到自己站在一个趋势上面，而只是从用户的角度说：“哦，这件事儿很有意思。”好的投资人可以从“很有意思”上发现一个小小的突破点和爆发点，从而感应到未来趋势。

所有伟大的公司都是从小事儿开始的。推特最初提供的不过是一个140个字的“短信”，脸谱不过为年轻人泡妞提供了便利。它们不知道自己站在趋势之上，而只是从一个小点出发，打动了用户，一点一点地演变成一种趋势。

“就像免费安全，免费杀毒，最早我对这个趋势看得很清楚吗？”他说，“我也看得朦朦胧胧的，似是而非。但我看到大家被流氓软件祸害惨了，我需要来查杀流氓软件。”

周说他在公司里鼓励年轻人去做一些很小的产品，“因为没准背后就隐藏了一个东西”。“为什么大公司不能创新呢？”他说，“大公司一旦成功之后，它评估任何项目都是用一种成熟标准，譬如收益，但这种评估标准只能对过去和现在做判断，而不能对未来做出判断。”

周鸿t相信，做投资为他提供的最大经验是帮助他看到未来。“做投资就是投未来，看不到未来的人是做不了投资的，”他说，“反过来说也不是所有做投资的人都成功，因为做得好才能证明你有看到未来的能力。”

闲扯了一上午，在我离开之前，周鸿t又说起《老人与海》：“海明威这个小说，当年我印象挺深，如果他写一个中年渔夫或年轻渔夫就不会有这种震撼力。这是一个老人，外表是老人了，年龄是老人了，体力也都一般，经过努力最后那条鱼还没抓住，被鲨鱼给吃光了，最后拖了条骨架。但他给人以强烈影响，那就是他内心的战斗精神。那是他对自己的一个映射。”

当我走出360的大楼，跨过天桥，走到马路对面，我能抬头看到它巨大的墙体。正午的太阳照在那硕大的二维码上，就像是一种宣誓。

“好吧，你还是一个愤怒的青年！”我想，“一定有人万万没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