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斯拉CEO第一任妻子自述文揭露离婚真相

微信公众账号：「ACTONinc」公众所知的Elon Musk是位天才企业家、钢铁侠，他活跃在当下最酷的领域，做着改变未来的事情。除此之外，Elon Musk的名字也常出现在娱乐报道里

微信公众账号：「ACTONinc」

公众所知的Elon Musk是位天才企业家、钢铁侠，他活跃在当下最酷的领域，做着改变未来的事情。除此之外，Elon Musk的名字也常出现在娱乐报道里。比如他曾经用100万美元买过一辆麦克拉伦的 F1 跑车、玩私人飞机、无法长久地停留在一个女人身边，他的两次婚姻都以分手告终。他的首任妻子Justine Musk是位科幻作家。

下文是Justine Musk的自述，讲述她和Elon Musk从相恋到拥有五个孩子到分手以及财务纠纷的经历。

2008年，春天即将接近尾声的时候，我的丈夫埃隆・马斯克提起了离婚诉讼。

他是一个事业很成功的男人，也是我五个年幼孩子的父亲。

6个星期过后，他发短信告诉我，他已经和一个来自英国的魅力女星订婚。她名叫 Talulah Riley，20多岁，已经搬到洛杉矶同居，曾经饰演过2005版傲慢与偏见中姐妹中的一个。

最起码她以前不是一个金发女郎，我感到些许新鲜，但我第一次见到埃隆时，也不是金发女郎。

相识

那时我是一个颇有抱负的作家，来自一个小镇，刚从一段复杂的情感纠葛中脱身，离开了比我年长的初恋男友，只身一人来到加拿大安大略女王大学，开始了第一年的学习生活。

我喜欢比我年龄大的男人，我热爱诗意、反叛，也乐于折腾，我喜欢男人骑着摩托车，停在我宿舍的窗户下，在暮色中呼喊我的名字：我的那位穿着深棕色夹克的罗密欧。

埃隆并不是我想象中的白马王子的形象。他大我一个年级，出身于上流社会，外表整洁利落，说话时带着一口南非腔。

一天下午，在回宿舍的楼梯间，他出现在了我的面前。他说，我们本可以在一次派对上相遇的，只是那时我没去（多年以后，他向我坦白说他在公共间的时候瞄上了我，此后决定要同我见面）。

他要请我到外面去吃冰激凌，我当时答应了，但后来却又反悔了，只在宿舍门上贴了张纸条，告诉他我不想去了。

那时我呆在学生中心的一间闷热的房间里，埋头阅读西班牙语课文，几个小时后，我听到了背后轻轻的咳嗽声。回头一看，埃隆尴尬地冲我笑，他手中的两个巧克力冰激凌筒正往下滴，他是那种会带着东西来询问答案的男生。

他是一个十足的科技男，在家的时候老爱钻研数字、商业和逻辑方面的问题。我并不是他唯一追求的女生，但他转到沃尔顿商学院后还是坚持给我送玫瑰。

他来我们学校看望朋友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很乐意和他一起吃晚餐。有一次，我们一起去书店，我指着书架说，“我希望有一天我自己的书也会摆在这个架子上”。

在这之前，我和一个女性朋友也提过自己的想法，当时她放声大笑，差点崴到自己的脚。但埃隆的态度却一本正经的，好像颇为触动。

这也是第一次一个男生认为我的抱负――而不是我的长头发和小蛮腰――让人着迷。以前的男朋友都抱怨我竞争性太强，但只有埃隆说“你的灵魂中有一团烈焰”，当他告诉我“我在你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能真切地体会到他的意思。

我毕业之后，在日本教了一年的英语课程，那时埃隆和我都在忙各自的事情，暂时分开了。回到加拿大后，我找了一份吧台的工作，一边创作自己的小说，一边思量着去日本还是读研。

有一天晚上，我对妹妹说，“要是埃隆再打电话给我，我就会继续读书，也许曾经我在那里遗落了什么东西。”一个星期之后，他拨通了我的电话。

研究生毕业后，他搬到了硅谷。他和另外三个室友合租了一套公寓，成立了自己的第一家公司 Zip2。接下来我不断跑过去看他。

一天，他带我进了一家书店，将他的信用卡递给我，“你想要多少书，就买多少”他说，那时候我觉着他简直是世界上最甜蜜的男人。

财务协议

两年过后――离我们2000年1月份的婚礼两个月――埃隆告诉我他约了一位律师，帮助我们签订一份“财务协议”，这是他新公司的董事会提出的要求。

我怔怔地看着他时，他马上解释到，“这可不是婚前协定”。

如果说之前我只是和这个20多岁的干劲十足的小伙子约会，那么现在我和这个有钱人订婚了。

埃隆出售了 Zip2，他之前与多家报纸合作，并帮助他们上线，1999年，一夜之间，zip2 的价值已经超过了2000万美金。他购买了一套1800平方英寸的公寓（之后还改装了），一辆百万迈凯轮 F1 跑车，还有一架小飞机。

我们还是像往常一样过日子，我有时候会觉得埃隆的财富是那么的抽象、不真实，这件事情本身似乎总存在一种无以名状的虚无。

我感到很不安，时常开玩笑说他哪一天会为了某个超级模特抛弃我。

事实上，他向我求婚了，在一个街角，单膝跪地，争得我的许诺。

他将新赚取财富中的大部分，投入了他的第二家公司 X.com，一家网上银行机构，后来又发展成为PayPal（网上支付公司）。

也许这家公司的董事会也催促他签订一个“财务协定”。我当时不明白为何他将我引入一种“调解”程序，现在我才明白这意味着我们所说所做都是保密的，而且不能成为法庭证词。

但那时候我没时间去想达成“调解”这回事，也没去深究它的利弊，实则，它很少为关系中弱势的那方服务。多年以后，我才开始用心学习这些东西。

我们结婚两个月后，我爽快地签了一份婚后协定。

我信赖我的丈夫――我嫁给他难道是为了其它的东西么？――我告诉自己，一切都很好。我们是灵魂的伴侣。我们不可能离婚。我无法想象没有埃隆的生活将会是何种光景，这一点在他求婚的几个月前我就意识到了。

但是，我们的关系还是出现了一些“警示信号”。

婚姻破裂

在婚礼招待会上，我和埃隆共享舞曲时，他对我说，“这段感情中，我是主宰者”，当时我只是像之前签婚前协定那样，不以为然地耸耸肩。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慢慢发现他说那句话时是很认真的。他成长于南非那种以男性为主导的文化背景中，竞争和征服的意志帮助他在商业领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即便回到家中，他也难以放下这种心智模式。这就导致了我们之间巨大的经济失衡。

我们结婚后的几个月里，某种机制开始形成，并主导了我们的关系。埃隆总是以自己的判断来震慑我，不断地向我发难，指责我的不完善。“我是你的妻子啊！”我一次又一次地对他说，“我不是你的雇员。”

“如果你是我的雇员”，他也经常说，“我一定会把你炒掉。”

2002年，eBay 收购 PayPal的时候，我们搬到了洛杉矶，并且有了我们的第一个孩子。

出售 PayPal 后，埃隆的净资产一跃过亿。那个星期，我将孩子放入摇篮午睡，像往常那样仰面朝上，但他突然停止了呼吸，那时他才10个星期大，是男性婴儿最容易患上SIDS（婴儿猝死综合征）的时期。当医护人员赶到对他实施抢救时，他已经因长时缺氧而脑死亡了。他死时，我将他紧紧抱在怀中。

埃隆很明确地表示不想谈论孩子的死，我很不理解他这一点，就像他不理解我为什么总在别人面前表达自己的哀痛一样，他认为我是进行“情感操纵”。

埃隆和我想尽快再怀上孩子。

接下来的五年里，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然后又产下三胞胎，同时，我卖了三本小说给 Penguin and Simon & Schuster 出版公司。即便这样， 第一个孩子的死还是困扰了我整整一年，我情绪低落，精神也近乎恍惚，要不是保姆注意到了我的内心的挣扎，那种状态恐怕要持续到今天。

结婚7年以来，我们请了五名家政人员，白天，我们的家就变成了工作场所。

我们参加了募捐晚会，在好莱坞夜总会预定了最好的位置， 那时帕丽斯・希尔顿和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就坐在我们隔壁。拉里・佩奇在加勒比私人小岛举行婚礼的时候，我们也参加了。

旅行的时候，我们驱车去飞机场，登上埃隆的私人飞机，那里的私人空乘还会递给我们一支香槟。

这正是梦想中的生活方式，优越、超现实。

但是，这种旋风般的光耀，总无法掩盖它中心的那个空白。

埃隆一头扎在工作中：他回到家后，心思却在别处。我渴望两人之间深度的、真诚的交流，以此来激发共鸣和亲密感。

为了埃隆的事业，我牺牲了正常的家庭生活，他却对我说，“你书读得太多了”，且对我的交稿日期持无所谓的态度。

这感觉起来像一种蛮横的漠视，与他以前对我的支持态度截然相反。

为了房子和孩子睡觉时间安排之类的事情，我们发生了争吵，我的错误总会被无限的放大。我觉得自己在他眼中毫无价值感，也开始思考也许是五个年轻的孩子影响了两人的关系。

2008年春天，也就是我们结婚8年后，一场车祸把我从“睡梦”中惊醒。对方的车撞上我的，车身金属变了形，汽车因阻力停了下来的那刻，我的第一反应居然不是“谢天谢地，我们都没受伤”，而是，“丈夫一定会杀了我的”。

透过内心，我看到了一个这样的自己：一个瘦削的金发女人，跌跌撞撞地从一辆豪车里走出来，车的前轮已经被撞扁了。

我简直认不出自己这副模样了。我已变成了一个花瓶妻子―――对此我深恶痛绝。我没能细心周到的管好一个家，做一名完美的女主人。

车祸不久后的一天，我蜷腿坐在床上，胸脯贴着膝盖，两眼泪光闪烁。我告诉埃隆，语气温柔，但十分坚定，“我们的生活必须改变”。我不愿只是富有丈夫生活中的旁观者，我要平等。我需要爱，也需要被爱，就像以前他还没有赚到很多钱的时候那样。

埃隆同意和我一起去心理咨询，但那时他经营了两家公司，面对巨大的压力。

三个疗程过后（一个月），他向我发出了最后通牒：我们要么今天就解决婚姻问题，要么明天离婚，我明白他的意思，“我们的现状在我看来可行，所以于你应该也没什么问题。第二天早晨，他提起离婚诉讼，我脑中顿时一片麻木，但却感到出奇地释然。

签订婚后协定八年后，我才开始懂得自己之前所做的究竟意味着什么。

作为一个处在婚姻关系中的人，我居然草率地放弃了自己所有的权利，包括对于夫妻公共财产的要求，当然，除了我们的房子，因为我们有了第一个小孩之后，房子就授予了我。

但是，我的律师摆出了一条能证明婚后协议无效的理论。婚后协议不像婚前协定，要求财务完全公开，其依据是“夫妻诚信义务”，即夫妻一方应该在经济事务上对另一方开诚布公。

我们签协议的那段时期，埃隆正忙于 X.com 和 Confinity 两家公司合并业务。这两家公司成了后来的PayPal，这使得 X.com公司的估值比他在婚后协议中的标注值高出了百万美元。

据我的律师透露，若非为了维护调解的保密性，他这样做不管是蓄意的还是眼光长远，我都可以声明这个合同具有欺诈性质，因而是无效的。

一旦我们签订了协议，这个阶段就结束了，而不是终止于我离开律师办公室或我们结婚的时候。

这个决定我们婚姻官司结果的问题，在加利福尼亚的法律体系中游移了两年多，它涉及一个法律难题：调解保密能践踏夫妻诚信义务么，或者反过来？我们分开两年后，开始对簿公堂。法官做出了有利于埃隆的判决，但强调这个案件的特殊性，马上开具了上诉请求批文，一年多之后，事情才得以解决。

第二任妻子

每次涉及到孩子的事情，我就会和他的助理交涉。虽然我和埃隆越来越疏离，但我从来没对这场婚姻后悔过。

我曾经也一度愤怒过，为埃隆对我的抛弃，以及我自己的异想天开。但我始终还是敬佩他那种聪颖睿智的人。

对于离婚，我也不后悔。孩子们在健康成长，我和埃隆共同拥有对他们的监护权。现在的我，内心宁静，对于生活，我时常报以深深的感激之情。

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在离婚诉讼的过程中，我和她的未婚妻都觉得自己和对方很投缘。

人们都说她（Talulah Riley）是一个可爱、聪颖的年轻人，比我更适合前夫的生活方式和个性特点。她和埃隆初次见面的时候，披着一头深色的头发，但现在，她的发色比我以前任何时候都要浅。

PS：Elon Musk与第二任妻子婚后两年于2012年离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