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新闻泛滥要怪社交网络吗?只因技术进步让人焦虑

（原标题：假新闻泛滥应该责怪社交网络吗？不，它只说明人们有多么着急想读懂这个世界） Arthur Asseraf如果研究历史，你会发现曾经有多个时期和我们当下的情况异常相似――值得探究的并不是技术，而是技术带来的速度改变，以及速度改变带来的焦虑。亚瑟・阿瑟拉夫（Arthur Asseraf）通过选拔考试成为牛津大学万灵学院（All Souls College）的一名研究员

（原标题：假新闻泛滥应该责怪社交网络吗？不，它只说明人们有多么着急想读懂这个世界）

Arthur Asseraf

如果研究历史，你会发现曾经有多个时期和我们当下的情况异常相似――值得探究的并不是技术，而是技术带来的速度改变，以及速度改变带来的焦虑。

亚瑟・阿瑟拉夫（Arthur Asseraf）通过选拔考试成为牛津大学万灵学院（All Souls College）的一名研究员。他的研究领域为现代北非、法国和西地中海地区新闻媒体发展历史。

本文由 AEON 授权《好奇心日报》发布，你可以在Twitter上关注他们。

2015年11月13日的晚上，我在巴黎的家中收到了居住在伦敦朋友发来的WhatsApp消息。看到他的消息后，我第一次觉得几条街区之外似乎正在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很快，巴塔克兰剧院和其他几个地方遭遇恐怖袭击的消息传遍整个城市。

此时，我正努力试图弄清楚外面到底出了什么事。我拿出电脑，同时打开了五个不同的主流报纸首页。因为恐怖袭击，很多人的电话都处于占线状态。我依旧没有放弃，试着和朋友以及家人取得联系。同时，我还将不同媒体的报道进行对比分析。可手头的信息还是不够多。

在接下来的几周内，我慢慢习惯了在手机上看到关于新恐怖袭击预警的群发短信。不过这些所谓的新恐怖袭击最后都没有发生。我身边的所有人似乎都不能迅速放下这件事。这次的恐怖袭击虽然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但没人愿意将它划入“刚刚发生”的这个分类之中。相反，大家都觉得它的余威依旧还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时间的列车好像在加速前行，但却迷失了方向。相比平时而言，恐怖袭击那段时间的新闻节奏更快、气氛更厚重、内容也更加散乱。

当现实让人觉得压抑时，回顾过去便会给我们带来安全感。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专心研究历史，想要借此找到一点启发和收获。

读完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写的一篇关于大革命前夕巴黎新闻业情况的文章后，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250年前巴黎居民面对政治骚乱时的反应，与我在2015年面对恐怖袭击时的反应如出一辙。

在局势动荡不安的岁月中，巴黎人民会从尽可能多的媒体形式中获取信息。他们翻阅不同的报纸和信件，从歌曲和人们的口头描述中了解局势。有些人甚至还相信花边小报编造的谣言。当年有很多人不相信经过内容审查和删减的官方媒体，但又担心谣言的扩散会在其他居民中间造成恐慌。

这恰恰就是每一次有人给我发消息说新的恐怖袭击就要来临时我内心的感受。在我住的街区里，我发现人们聚集在街边小饭馆里讨论着阴谋论的观点。还有的人宣称很多恐怖袭击已经发生，但是当局屏蔽了消息。同样的事情在十八世纪五十年代也曾经发生过：巴黎人聚集在咖啡馆这样的新都市空间内，就贵族们秘密的“不轨行为”是否会威胁波旁王朝的稳定展开激烈辩论。

相比于几个世纪前巴黎人民说身处的局势而言，2015年的恐怖袭击似乎有点不那么引人注目。这样一来，我觉得时间列车的前进速度又慢慢降了下来。换言之，时光开始以一种更加温和有序的方式缓缓从我身旁溜走。

虽然经常因为新闻处于“危机”这个事实而紧张万分，当我们却很少讨论究竟什么才是新闻。从根本上而言，新闻是给我们身边混乱生活提供秩序和稳定的一种途径。

多少年来，新闻的这个作用没出现太多改变。《牛津英语词典》对“新闻”给出了这样的定义：最新收到或者值得注意的信息，尤其指关于那些最近发生事件或者非常重要事件的信息。用达恩顿的话说，新闻就是“关于所发生之事的故事”。如此一来，我们心中的新闻就与我们对时间的感觉有了密切的联系。

如今的假新闻经常造成恐慌，而诸如社交媒体这样的新技术似乎要为此背锅。人们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焦虑的想法，原因在于相信技术革新会催生文化和知识层面的革命。这种关于时间性的观点出现于十九世纪的欧洲。那时人们认为时间应该是线性推进，跟随技术革新的步伐不断向前。也正是在那段时间里，现代新闻行业正式诞生。所以大部分学者用这样的方式对时间进行分类排序以理解新闻内涵就合情合理了。学者们表示，不同时代的主流媒体催生了不同形式的新闻：首先有了口述新闻，之后报纸诞生，再之后电视新闻出现，最终互联网新闻大行其道。新闻以时间顺序从一个形式过渡到另一个形式。这种“演进”过程具有顺序性，着实能带给人们一些宽慰的感觉。

除了新闻之外，我们还在很多其他渠道中与时间密切相连。而新闻的存在恰恰会影响我们用其他方式感知时间。2015年11月的那个晚上，我掌握了一些关于恐怖袭击的信息。那一刻，我并没有觉得时间停滞不前。或许时间放缓了步伐，亦或是加速前行？在现代传媒行业出现以前，十八世纪的人们是如何使用新闻的？在深入了解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意识到新闻实际上发挥着工具的作用：它帮我们以多种方式了解这世界，而过去、现在和未来又在这些我们了解世界的方式中缠绕在一起。

我们都是糟糕历史的囚犯。这些历史告诉我们，每一次技术进步都会彻底改变我们与新闻之间的关系。很多人认同这一观点，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支持者应属加拿大社会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麦克卢汉有一句广为流传但却少有人能真正理解的口头禅：“媒介即讯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他认为媒体是历史派出来的特务间谍，因为每一种新技术都改变了我们思考的方式。在1962年出版的《古登堡星汉璀璨：印刷文明的诞生》（The Gutenberg Galaxy: The Making of Typographic Man）一书中，他写道：“技术常常创造出新的环境。”因此莎草纸召唤出古代帝国社会环境，手抄本承载着中世纪文明，印刷术则孕育了现代世界。在麦克卢汉眼中，印刷出版业的出现实在是西方的现代化文明（从启蒙运动到民族国家）的一大功臣。

麦克卢汉对历史的观点实际上是个幻想，充满强烈的种族主义理念。在约翰・科林・卡罗瑟斯（John Colin Carothers一位英国精神病学家，其研究曾帮助英国军队成功镇压上世纪五十年代发生在肯尼亚的茅茅党叛乱）作品的启发下，麦克卢汉称“非洲人”是欧洲部落历史的活化石。“非洲人”没有受到印刷技术的影响，所以麦克卢汉说：“未受印刷技术影响的非洲人的神经系统毫无生气，所以他们几乎不需要睡眠。”另外，麦克卢汉还忽略了一个对自己观点不太有利的事实：中国人早在古登堡之前就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事实上，人们似乎对白种人之外的世界鲜有理性思考：麦克卢汉急切的宣称德国人和日本人“在听觉层面保留了部落团结的核心和整体凝聚力”，而俄罗斯人则以“口头”的态度对待技术。他还说：“正是西班牙人体内的摩尔人血统使他们对视觉量化读写能力的方式产生抵触。”

为了坚持印刷技术改变了人类的思考方式，麦克卢汉别无他法，只能忽视全世界绝大多数人的历史经验。他的作品堪称是“发达国家”长期以来一直给自己洗脑的故事典范。正如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家迪佩什・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在2000年出版的《将欧洲地方化》（Provincializing Europe）一书中指出的那样，充满殖民地思维的人总会将从欧洲前往殖民地的行为看成是时光倒退，而不是空间上的横向移动。在这种思维的指导下，人们便认为去印度是回归中世纪。

即便翻看早期近代欧洲历史，麦克卢汉关于印刷术影响的理论基石也是错误的。实际上，印刷术从来就没能立即催生革命。意大利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更喜欢手抄的小报，而不是印刷出来的报纸。相比于报纸上毫无生气的油墨而言，歌曲和谣言通常更加有趣且引人注目。即便是在报纸大行其道之时，人们依旧利用手写书信、小道传闻和印刷小报来传递新闻。达恩顿笔下十八世纪的巴黎正是如此，如今的世界也没有摆脱这一现象。历史学家安德鲁・佩蒂格里（Andrew Pettegree）在2014年出版的《新闻的诞生》（The Invention of News）一书中表示，报纸直到十八世纪晚期才成为欧洲新闻传播的主流媒介。但是，欧洲人早在十五世纪就已经发明印刷技术。传播媒介本身不能彻底改变我们与新闻之间的关系，因为新闻总是在不同的传播媒介之间“来回跳跃”。

在他的那个时代，麦克卢汉的观点似乎有点大胆超前。不过他所有看法的根源都是对技术发展进程的一种相当陈旧的观念。他对时间的看法充满殖民主义色彩，认为欧洲人发明的各种事物引领世界历史经历了一次伟大的演进。从本质来看，这还是一个十九世纪的想法，诞生于欧洲势力正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全世界扩展的背景之中。轮船、铁路和电报线路让人们产生一种印象：时间的进程正在加快。美国电报行业的领军人物马歇尔・莱弗茨（Marshall Lefferts）在1856年曾经这样形容令人极度兴奋的革命性技术创新：

电报的发报键在手，你就能与数千公里之外的人交流。你正在感受的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不朽体验。时间和空间的差异荡然无存，“一念之间”也不再仅仅是人们臆想中的一个形容词而已。

但是新的技术和新的时间观念仅仅属于少数人。在现代文明排山倒海的压倒性优势面前，“落后的人”要么迎头赶上，要么彻底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在约翰・加斯特（John Gast）创作于1872 年的油画《美国的进步》（American Progress）中，金发碧眼的高大天使一路向西穿过美国大陆，手中紧握的正是一捆细细的电报线路。在天使传播文明和引领拓荒者西进的过程中，北美原住民和野生动物被挤压到油画阴暗的角落中。这象征着落后的事物已经不合时宜，需要为进步之光让出道路。

正如我们所知，传媒业正是这种特殊时间概念形成的产物。路透社和哈瓦斯通讯社（Havas，也就是此后法新社的前身）创立于十九世纪中期，致力于通过可以被全世界各路报纸轻松复制的短篇快讯为世人带来快速、可靠且真实的报道。在这些通讯社诞生的同时，人类第一次在海底铺设水下电报电缆。这使得跨大洲的快速通讯交流成为可能。人们痴迷于提升速度和统一度量衡：也是在十九世纪中期，各国政府开始尝试统一全世界各地的时间。此后，这种努力的成果造就出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时区体系。

现代人有一种独特的感觉：更喜欢那种高度分类化且精准的时间概念。法国社会学家加布里埃尔・塔尔德（Gabriel Tard）在1901 年的观察报告中说：“我打开了一份我以为是当天的报纸，然后贪婪地浏览着新闻。然后我突然发现这是一个月以前或者昨天的报纸。那一刻，我的阅读兴趣瞬间烟消云散。”他表示，发现你原本以为是新闻的东西其实早已丧失时效性，人们就会产生这种“突然的厌恶感”。这种对“对新闻逐渐增多的热情正是现代文明社会中人们最清晰的特征之一”。

换言之，现代化让人产生一种总是在前进的错觉，于是人们觉得过去便不再重要。法国历史学家克里斯多夫・查理（Christophe Charle）发明了一个词叫“时间分裂”（disjuncture of times），说的就是人们对待过去的方式与对待现在和未来的方式截然不同。正因如此，新闻和历史之间的“缝隙”才越来越大。但事实并不总是如此。十九世纪之前，人们主要利用历史来为身处现在的人们讲授道德伦理。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让这一切有了变化。他强调称，人们应该为了过去的一切而研究历史。他认为历史学家不应该关注现在，其所研究的内容也绝不应该与新闻有任何关系。如今的历史学家和新闻记者都对各类事件展开研究和记录，从而让更广阔的受众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对于历史学家而言，最大的侮辱莫过于称他的研究成果是新闻报道。

如果脱离开这种时间性的线性模型理解新闻，它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将目光投向现代新闻产业出现之前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点提示。十八世纪的大马士革与当时的巴黎很像，人们也会聚集在咖啡馆内讨论最近发生的各种事情。有时候他们会大声朗读编年史，将大马士革发生的奇闻异事放在一起分析比较，为的就是找乐子和搜集信息。2013 年，德纳・萨基迪（Dana Sajdi）在《大马士革的理发师》（The Barber of Damascus）一书中描写的理发师伊本・布达亚（Ibn Budayr）便时常记录身边发生的事情：一个人发现他姐夫有外遇，因此家族名誉受损。这个人非常生气，便向地方当局投诉。在有关部门无视了他的主张之后，他在一次抗议中从清真寺的尖塔上跳下。理发师伊本利用这个故事讽刺当时社会的道德环境，也对未能保持良好社会道德水平的国家机关提出了控诉。

伊本・布达亚所记录的“编年史”算得上是报纸的前身，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把这位理发师笔下的一切称为历史。达恩顿也记录了大约同时期发生在巴黎人身上的故事：人们在法庭对妓女的淫荡行为表示哀悼，借此表达对波旁王朝普遍腐败现象的不满。相比来看，伊本记录的故事和达恩顿记录的故事非常类似。当时的巴黎和大马士革都在经历势头迅猛的社会变革，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另外，两座城市都出现了新的社交空间和新的现象：咖啡馆、理发店、人们记录历史、女人当街抽烟、人们在城外野餐…的确，十八世纪的人们感到时间加速流逝，而新技术和新媒体则扰乱了他们理解世界的方式。这让人们极其担心假新闻会大肆传播：在十八世纪的法国法律体系中，传播假新闻已经是一项重罪。无论是报道出现在Palais-Royal花园中人群的新闻还是记录人们在大马士革城门外野餐的手写历史，本质上都反映了人们想要理解那个飞速变化的时代。

回看十八世纪五十年代的巴黎新闻和大马士革历史之后，你会发现历史与近期发生事件之间的界限并不总是那么泾渭分明。在阿拉伯地区，人们最常用来形容新闻的词是“akhbar”。而这个词本身的含义很简单：信息。与英语不同，akhbar一词并没有表明新闻的内涵具有特别的新颖性。即便在英语中，其他含义中不带有明显时间概念的词也在早期的报纸中更为常见，比如“报道”（report）和“情报”（intelligence）。在其他语言中，代表“新闻”的词汇通常与“报道”一词的含义更为接近，这又使得新闻和历史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不清。阿拉伯地区的akhbar既可以指对历史事件的报道，也可以指对近期新闻的报道。同样，日语中的“新闻报道”一词也可以指对过去发生事件的记录。换言之，也就是记述历史。

十八世纪时，新闻也能展望未来。在大西洋上，对即将到来事件推测的新闻和对最近事件报道的新闻数量几乎一样多。从英国出发后，轮船需要四到六周时间才能到达美国。鉴于此，得到确认的新闻数量非常少，而且人们也很难了解这样的新闻。相比其他时候而言，已发生事件和将要发生事件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2009 年，历史学家威尔・斯劳特（Will Slauter）在名为《展望未来的声明》（Forward-Looking Statement）的文章中称，当年伦敦的编辑以未来时的语法时态撰写文章。他们假定战争很快就要在大洋的彼岸打响，但却不能确定战火爆发的具体时间。在这样报道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爱冒险的人通过保险公司参与到战争打响日期的赌注之中。波士顿港里的人们向水手打听最新的新闻，阅读船长的航海日记，甚至还将报纸上的报道剪下来做成剪报。

斯劳特在文章中表示，当年的记者和读者“熟练掌握预测未来新闻报道内容的技能，而且预测结果出人意料的准确”。1776 年美国独立战争开始后，英国军队攻陷纽约的消息在伦敦不胫而走。当时有谣言称一艘船只抵达布里斯托（英国西部港口城市――译者注），水手称美国“反叛者”被英国军队所击败。此后，享有伦敦新闻中心美誉的劳埃德咖啡馆（Lloyd’s cafe）便张贴出了布告。霍拉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描述了当年谣言的传播过程：“钟声大作，枪炮齐名，为的就是确认这一消息的真伪。最终人们才知道，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假消息。”

宗教文化中，新闻一直以来都被视为一种形式的预言。基督教认为，《福音书》就代表了“好消息”。在伊斯兰教的传统文化中，新闻（naba）与预言（nubuwwa）具有相似的词源。不过，不仅仅是有信仰的人才认同这种逻辑：从本质来看，似乎只有最新的消息才有能力帮我们理解未来。金融领域的预测背后也隐藏着类似的逻辑，因为最新的发展才最有可能影响明天的市场变化。受这种理念影响，人们才会根据最新动态大量买进卖出。最有影响力的新闻往往是那些蕴含着帮助我们预测未来信息的新闻。

整体来看，上述所有例证表明新闻就是个混乱的过程。它在不同传播媒介中“跳转”，还能轻易在过去、现在和将来三种时态中切换。我不是说现代媒体技术的变更没有对新闻的定义或者重要性产生任何作用。事实上，技术更新的确改变了我们对新闻功能的期待，也改变了我们对新闻速度的憧憬。曾几何时，人们要花一天时间才能将新闻登上报纸；时光穿梭，人们要花一小时时间才能让新闻登陆有线电视；反观当下，Facebook上每分钟都在传播各种新闻。麦克卢汉的观点并非百分百错误。但是任何一种媒介形式都是更广阔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而我们则在这个生态系统中贪婪的“吞食”来自多种不同渠道的新闻。任何单一形式的新闻媒介都不能彻底改变我们与时间的关系。

人们认为时间是线性且扁平的，但新闻的复杂性对这一想法产生冲击。经历过2015 年的恐怖袭击后，我每次想到十八世纪的巴黎就会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我悬浮在不同的时间观念中。恐怖袭击发生之初，我觉得一切都是全新且混乱的。另一方面，阅读历史让我发现数个世纪前人们也和我有同样的感触。面对当下，飞快流逝的时间令我紧张震惊；回顾过去，悠长缓慢的时间则轻柔的在身边流淌。面对让我坐立不安的事件时，我选择投奔过去，希望那种放空能帮我找到理清现在处境的蛛丝马迹。这些线索反过来又能帮我弄清楚未来可能发生什么，也就是所谓的利用历史推测未来。对于新闻的定义而言，所有这些反应都不可或缺。

因为虚假新闻而指责任何一种技术都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现实中，新闻从来都不是尘埃落定或者稳定不动的。如麦克卢汉一样，很多人试图按照媒介类型将历史安放在一个排列整齐的发展序列之中。实际上，这个过程与新闻产生的过程如出一辙：两者都想要整理时间，以便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给自己找到一席落脚之地。目前，人们对虚假新闻的恐慌并没有太多反映出社交媒体在分享信息过程中的作用。相反这种情绪表明身边的世界在以一种难以预测的加速度改变，而我们则试图寻找一种读懂变化的方式。

翻译 糖醋冰红茶

题图来自 Public Domain Pictures、《聚焦》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