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许小年入股P2P公司

互联网金融的本质是金融 澎湃新闻见习记者 周炎炎 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在表态不看好P2P发展的同时，自己却成了一家P2P公司的股东。他说，现在为公司站台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搞不好是要被人“打”的：不仅有声誉上的损失，而且有人身安全的问题

互联网金融的本质是金融

澎湃新闻见习记者 周炎炎

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在表态不看好P2P发展的同时，自己却成了一家P2P公司的股东。他说，现在为公司站台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搞不好是要被人“打”的：不仅有声誉上的损失，而且有人身安全的问题。

许小年是在1月26日上海举行2016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新机遇高峰论坛上做出以上表述的。许小年在该次论坛上的演讲主题是《供给侧政策与互联网金融创新》，他入股公司名为实投（上海）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主营为网络借贷。

许小年并未披露入股比例，仅介绍不单是做了股东，也是该公司客户。至于入股原因，许小平称，一般而言他并不看好P2P，去年1700多家倒掉就是明证。

据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资料：实投（上海）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2015年12月15日发生过股东变更，增加了许小年为股东。该公司经营着一个名为“石投金融”的的P2P平台。

当日，许小年称，“我不是为石投站台，也不是为互联网金融站台，而是为小微金融站台”。他强调，互联网金融的本质不是互联网，互联网金融的本质是金融，但大多数的P2P没有解决金融的本质问题，所以他们不可能长久的运作。

对于当前的互联网金融乱局，许小年认为，监管机构对待民间金融创新，应该让民间大胆的去试，试错了可以改。政府要做的是修订我们的法律和监管。

此外，许小年还批评政府不应为骗子公司兜底：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投资者个人要去识别骗子，如果你没有识别骗子的能力，你不要投资，你不具备投资的资格。

以下为演讲要点：

需求侧的政策不能够保持中国经济的增长，我不赞成4万亿。

最近中央提出要重视供给侧，我认为这个提法是完全正确的。为什么这样提？就是因为过去10几年间我们用需求拉动的这种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再也无法持续下去了。拉动需求来驱动经济增长，是在一种错误的经济理论指导下的错误的经济政策。当然对于这个经济政策的认识，并不是一开始就非常清晰，包括我本人在内，是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反思现状，回去再做理论研究，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它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并不能够依靠需求来实现。一个国家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供给侧，因此中央提出这个转变，我本人是非常拥护的，这在过去十几年间，各位如果注意我的讲话比较少见拥护政府提出来的主张，但是这一点我必须要说我是赞成的。

为什么需求侧的政策它不能够保持中国经济的增长？

原因有两个：一个就是需求侧靠政府花钱，靠中央银行印钞票来拉动需求，它是有局限的，再强大的政府它的资源也是有限的，当政府手中的资源用完的时候无力再拉动需求，无法动需求的结果就是增长乏力，就是我们目前所看到的。

政府拉动需求最典型的过去的做法，就是2009年推出的4万亿，这4万亿一推出我就反对，就写文章批评，但是当时我的文章没有机会发表。我投了两家报社，两家报社都给我拒绝了，这个在本人的研究史上是奇耻大辱，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现在4万亿的严重后果大家已经看的很清楚了，在4万亿高歌猛进的时候投资项目大量的上马，银行提供廉价的信贷，造成我们今天各行各业的产能过剩，在这产能过剩的压力之下企业不得不降价来保住自己的销售额和市场份额。

另外一方面企业的成本又具有一定的刚性，出厂价格在下降，成本又具有刚性，结果就是企业的利润不断受到挤压，越来越薄，甚至变成负的。去年全年即使享受着多种优惠政策的国有企业和央企它的利润增长也是下跌的，甚至是负增长。这就是我们人为的压低利率，提供优惠的贷款，由政府在各种各样的平台上去借贷，人为拉动投资需求，短期GDP的业绩上去了，但是从长期来看，给中国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4万亿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经济困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其实我们当时投入的资源不只4万亿，总共加起来有10几万亿，财政提供了大概1万多亿，剩下来的全是银行贷款，这些银行贷款今天很多都变成了过剩产能，意味着企业无法回收他的投资，这就变成了银行的坏账，银行的坏账即使在统计数字上也在迅速上升。如果我们把真是的坏账拿出来，不知道是什么样子。

所以这种靠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拉动需求，这种增长模式已经无法持续下去了，走到了尽头，此路不通，那怎么办？只好回归常识，转到供给侧，那有人讲说，投资需求现在不行了，因为到处都是过剩产能，没有企业敢投资，即使你给我贷款我也不敢投资，因为我投下去之后无法回收，我生产出来的产品市场上没有人要，银行贷款还不了。即使银行发贷款，即使央行印钞票也解决不了中国经济当前的问题，因为企业不敢投资了，产能全面过剩。于是有人就说投资不行咱们现在看消费吧，一大帮学者就跑出来讲，消费是有希望的，你看消费占GDP的比重正在不断的上升，当然投资不断的下跌，那当然消费的比重不断上升，这不是统计上的事，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并不是说消费已经逐渐的增强，弥补投资下跌所带来的需求方面的损失，不是这个意思， 仅仅是因为投资下降，所以消费比重显得突出了，完全是统计游戏，完全是统计数字的游戏，消费怎么可能无缘无故的就涨上来呢？

又有人说投资需求不行，那现在咱们自己消费吧，消费需求很强，消费需求非常的充足，世界上最不差的就是消费需求，你要问我的消费需求，我的消费需求很强，我住100平米的房子我还想换成200平米，我需求强不强？我的住房需求很强，我开着丰田的车我想换成宝马，我这个消费需求也很强，消费需求强有什么用？我缺的是需求吗？我缺的是钞票，我兜里没钱，兜里没钱怎么消费？所以消费需求不足是一个伪命题，真正反映消费需求不足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是收入增长跟不上，提高收入怎么办？你要是想刺激消费你就要增加收入，怎么增加收入？

增加老百姓收入就是要减税和加工资

问一下在座各位，有几种办法可以增加收入。第一，减税，我坚决拥护，我一直在呼吁政府要减税，而且是全面减税，不是做样子的减税，在这边减了在那边又加上去，什么汽油税、房产税乱七八糟的税全加上去，真正全面的减税才能提高老百姓的可支配收入。但是大家想一想，现在你给政府提减税有可能吗，与虎谋皮，这个可能性概率接近0。减税要是不行的话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提高老百姓的收入呢？打土豪分田地的结果是要把土豪全吓跑，吓的所有企业都关门，造成大量的失业，收入根本就没有希望增加。增加老百姓的收入，然后增加消费需求，除了减税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加工资。但是各位想一想，如果员工跟你提加工资，你什么心情？我相信你的心情就跟我们跟政府说的减税一样，那心情是一样的，只有在一个条件下你愿意给员工加工资，什么条件？员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你愿意给他加工资。

看上去是需求侧的问题，但归根结底是在供给侧。

所以看上去是需求侧的问题，但归根结底是在供给侧。消费的需求不足，原因是收入跟不上，收入跟不上的原因是企业的效率无法提高。因此，你要刺激消费需求必须首先提高企业的效率，让企业有钱赚，让企业有钱发工资，要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要提高企业的效率，在效率基础上才能加工资，加了工资才有消费能力。所以凯恩斯主义所讲的经济增长速度上不去完全是因为需求不足，这是一个伪命题，这是由收入决定的，而收入是在供给侧决定的，供给侧效率不能提高，需求一句空话，只能靠央行印钞票。但是我问一下大家，央行印钞票能创造财富吗？如果他印钞票能创造财富要我们干什么，要我们每天辛苦做企业，要教授去教书干什么？我们坐在家里周小川行长辛苦一点，带着人民银行的同志多印点钞票就可以了，我们就可以平稳进入共产主义。央行印钞票一分钱的财富都不能创造。政府花钱能创造财富吗？政府的钱是从哪里来的？税收。税收是从哪里来的？是企业，是员工，是农民创造的财富。政府花钱只是财富的一种转移，而不能创造一分前的财富。

过去我们对于经济增长的理解都错了，这个错误学界有一份责任，学界的责任是没有把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把它讲通、讲透，没有把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批判、批透，给大家造成的印象，经济增长不足是因为需求不行，哪里是需求的问题？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主要的问题在供给侧，在企业的效率。所以现在中央提出要转向重视供给侧，我认为完全正确，只有把企业搞活，企业才有钱去投资，才有投资需求，只有把企业搞活政府才有税收，政府才能有钱花，只有把企业搞活，员工的工资才能提高，才有消费。所以转到供给侧核心是什么？核心就是搞活企业，核心就是提高企业的效率，这是我对供给侧政策的理解。当然中央提出来的这个口号，中央的理解跟我的理解是不是一致，我不大清楚，如果跟我的理解不一致的话，我觉得他们需要反省，这是我对供给侧的理解。

供给侧最需要的就是一个政策，就是政府放开，政府少管点事

搞活企业，我们就不得不提中国的企业群体中的绝对的大多数，就是中小企业。我们的中小企业从数量上来说，大概占全国企业的90%以上，从创造的GDP来说，没有很准确的统计，但是最低限也是GDP的50%以上，最重要的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当中所发挥的作用是就业，就业已经占到全国城乡就业75%以上，所以要搞活企业必须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作为企业主体的中小企业怎么办？当然大企业有大企业的问题，当前更为紧迫的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各方面，现在说供给侧的政策，其实供给侧不需要太多的政策，供给侧最需要的就是一个政策，就是政府放开，政府少管点事，让企业能够在市场上放开膀子干，不要企业搞一点事情政府就冲过去说这个违规那个违法。包括互联网金融，我个人的态度是什么？我个人的态度凡是市场上出现的创新要放开手脚，让基层、企业、民间大胆的去尝试，邓小平的话，“资本市场可以开，可以试，有什么不可以试的，试的不好再关掉嘛。”我现在觉得我们的资本市场关掉其实也没有什么，挺好的，现在如果把资本市场关掉，可以使广大股民减少多少损失。但是你要让它试，在资本市场试的过程当中，最近推出的一些新的举措，其中有一项我支持，就是新三板，新三板不要审批制，随便谁愿意上就上，新三板骗子成群，我们都知道，良莠不齐，投资者自己去辨别，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

政府老被一顶帽子压住了，就是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力，被这一顶帽子压住以后到处要去管，但是管的过程中有一个概念上极大的误区，这个误区是什么？这话我们已经讲了十几年了，“就是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力，不等于保障中小投资者的收益”，这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在市场上投资的收益和风险都要自负的，投资者有时候也不讲理，他参加一个什么网络公司，网络公司给他承诺20%回报，过两天这个公司跑了，冤有头债有主，你找那个卷款的人，他找政府，跑到政府门口举一个大牌子要维权，维你什么权，我为什么要维你的权？市场上自由的交易行为凭什么你赚的时候不到政府门口举一个牌子说我赚了20%我要跟政府分享，你这叫无理取闹，政府和老百姓搅成一锅粥。我们国家的法律，我们的政府保障的是你的权力，保障的不是你的收益，你搞清楚了。

收益和风险永远对称，你想要高收益，对不起，你必须承担高风险。

我们搞了30年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基本概念到现在模糊不清，现在不是讲高深经济理论的时候，我们现在是回归常识，我们缺市场经济的常识，一个常识就是收益和风险永远对称，你想要高收益，对不起，你必须承担高风险，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就是市场经济。你投资赔了，石投金融现在给8%、9%就很好，我天天看着我的资产在那儿涨我挺高兴，哪天赔了我就得认栽，你到什么地方去找8%、9%的收益？你必须承担8%、9%的风险，有可能一笔贷款坏掉了，坏掉了一分钱都不给你赔，石投金融写着“本息保障”，我觉得那个要撤掉，那个是不能保障的，那个要撤掉，投资者一定要建立起风险意识来，这是市场经济的常识，不能给他保障。要写上一句“风险自负”赔了活该，要不然资本市场无法建设。我们现在资本市场不是监管者的水平不够高，不是监管者的智慧不够，不是国家的政策法令不全，我们现在资本市场的问题是缺乏常识，常识没也这个市场怎么搞？换证监会主席A股能搞好吗？为什么换了这么多任都搞不好？常识没有，基础就错了。

互联网金融的本质是金融， 为小微金融站台

言归正传，这么多的中小企业，要帮助他们发展，要解决他们融资难的问题，这就是说到了金融创新，其实我今天到这里来不是说为石投站台，也不是为互联网金融站台，而是为小微金融站台，我已经站了十几年了，不是从今天开始的。当时因为浙江地区的地下钱庄出了一大批的事，结果政府当年处理方式就是把所有的地下钱庄统统关掉，凡是发了牌照统统收回，民间的金融机构统统收回。本来这个不干我的事，但是我觉得这样做不对，于是我就找各个部门的人去反映，因为我在浙江那边有几家民间的信用社，地下钱庄，我跟他们长期的保持了沟通，了解了他们的操作，我认为这些地下钱庄对于江浙一带的民营经济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不能一刀切把他们全关掉。为这事儿我跑到人民银行，我找到人民银行的领导，请求人民银行的领导手下留情，不要把他们全关掉，结果留了3家，留了3家现在发展的状况都不错。

为什么我要替小微金融机构呼吁，要向监管当局反映情况，希望能够留下他们？因为这些小微的金融机构解决了中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不可能靠工、农、中、建。我打一个比方，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题就像一只老鼠，在地上跑来跑去政府看到了就命令中农工建你们成立小微贷款部，给你们下硬指标每年一定要贷多少给小微企业，工农中建没有一家有积极性来做这个事。为什么？他们是东非狮子，我刚从东非回来，爬山之前我还在石投投了一笔资，那个地方没有互联网，后来我们住到酒店里，总算找到wifi，一打开还有一点钱没投，赶快投一笔。为什么一定要这种民间的金融机构来解决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是因为和大型的机构相比他们是草根性的，他们更接近客户，他们立足于社区，这样的话使他们有可能以更低的成本获取信息。

互联网金融的本质不是互联网，互联网金融的本质是金融。

做金融难在什么地方？互联网金融的本质是什么？我一直在讲为什么不看好P2P，因为我认为大多数的P2P没有解决金融的本质问题，所以他们不可能长久的运作。互联网金融的本质不是互联网，互联网金融的本质是金融，电商的本质不是互联网，电商的本质不是电，电商的本质是商，是零售商，互联网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工具，效率非常高的工具，但是互联网并不改变商业的本质，这一点在很多做互联网创新的人群中他们忽略了，或者他们不理解这一点。京东上了网，我并不认为他是互联网公司，我认为他是一家零售公司，所以京东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是解决零售业中的核心问题，而不是互联网问题。互联网金融要解决的问题是金融业的核心问题，而不是互联网的问题。金融业的核心问题是什么？金融最困难的是什么？是风险，是信用评级。一个人到我这里来借款，我不知道他的还款能力和意愿，这是最大的风险。所有的金融机构开展的业务都是围绕这个核心问题开展的，就是我如何事先就能够判断他的还款意愿和还款能力，也就是说事先我如何能评定他的信用风险，在风险评级的基础之上，我决定给他放多少款，我决定放款利率是多少。所以金融的问题是什么？金融的问题是风险的评级，风险的识别，以及风险的控制，这是金融的核心问题。

很多搞P2P的这些年轻人，清华毕业，计算机玩的很溜，互联网的词也是说的一套一套的，你去懵VC、PE可以，你别懵我，因为我在金融业干过八年，我也曾经忽悠我的客户，我知道你玩的什么局。我看了很多P2P的公司，说两句不疼不痒的话就走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根本不懂金融。大多数倒掉的P2P的公司他们都不懂金融，他们以为互联网可以改变金融的性质，他们错了！互联网不可能改变商业的性质，互联网金融的本质是金融，而不是互联网。如果你不能够很好的做风险的识别，风险的评级和风险的控制，你就不要做互联网金融，你做了肯定倒。

金融的本质是风险的识别和风险的控制。

金融的本质是风险的识别和风险的控制，这两点难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他来借钱我不敢借给他？因为我不了解他。文武来跟我借钱我很高兴，他炒股票赚了不少钱，我知道他有还款能力，而且他在中欧的校友中非常活跃，他要借我一笔钱不还的话以后在校友圈中就别混了，所以我知道他有还款的意愿和还款能力我都敢借。可是来了一个陌生人，来了一个根本不了解的中小企业我怎么判断呢？我为什么不敢借呢？因为我不了解他，不了解是什么意思？经济学的术语叫做信息不对称。所以，金融机构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千方百计的去降低信息不对称。互联网可以帮助你降低信息不对称，但是互联网不可能消除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互联网可以帮助你降低获取信息的成本，但是它不可能改变整个金融业的性质，金融业的难点就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风险识别和风险控制的困难，这就是金融业的实质。

所以在很多的P2P公司中，我跟他们讲，北大、清华的小家伙们创业精神十足，我也不好泼他们的凉水，我说你们差不多见好就收了吧，别闹了。他们说为什么教授不鼓励创业？我心说你真的没有创业的条件，因为你不懂金融。你仅仅上一个网把借方和贷方拉过来，这不创造价值，你能够把他们两方之间的信息降低不对称，这就叫创造价值。如果信息不对称没有任何的降低，仅仅把他们拉到一起，就没有价值创造，没有价值创造，你就不能持久，就一定要倒。如果你能够把贷方、借方不仅拉到一起去，而且降低了两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你会告诉理财投资人，我给你这个项目风险是多少，石投金融将来要做到这一步，要在产品上面把风险评级标出来，我给你3B+，我给你2B、3A全给你标出来，风险是多少我全告诉你。

对待民间金融创新：让民间大胆的去试，试错了可以改

我觉得我们监管当局，我们的政府在对待民间金融创新的时候要像小平同志那样，就是“让民间大胆的去试，试错了可以改”，你相信但凡钱是自己的，试了不会出大错，小错保不住，这里面骗子也有，但是抓骗子的责任不在政府，政府不要把不属于自己的责任揽到身上来，在市场上识别骗子的责任不在政府，在投资者个人。你个人要去识别骗子，如果你没有识别骗子的能力，你不要投资，你不具备投资的资格。

我们现在搞的恶性循环，哪个地方一出现非法集资案了，一出现骗子政府过去兜底，政府过去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到最后都是某种程度的兜底，兜底以后就产生经济学上的一个术语叫“道德风险”，政府越兜底道德风险越严重。就像你们家的孩子把邻居家的玻璃给砸了，砸了以后这个父母说，孩子没关系，你爸有钱，帮你把这个赔了。结果是什么？结果这孩子明天把全楼的玻璃全砸了，因为他知道他爸给他赔，这就是道德风险。所以我们政府错误的定位惯出了一大帮不讲道理的投资者，政府惯的，就像宠溺孩子一样，所以我们的资本市场正常不了。一个在父母宠爱下成长的孩子他能正常吗？他永远不可能正常，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什么地方出现了骗子大案全都登报，这个地方卷款30亿，政府怎么处理的？一分钱不赔，这些苦主们在政府门前静坐举牌子，你让他举两个礼拜也就大家散了就回家了，与其在那儿举牌子不如晚上去跳广场舞，这样一两个案例一宣传，每个人对骗子的警惕性全都提高了。现在是什么心态？他给我承诺20%，我冲进去，他要卷款跑了，没有关系，政府兜底，这是典型的道德风险。

所以政府的监管一方面管的太多，投资者损失也管着，这根本不是政府管的事你管它干吗，市场的创新政府也冲过去告诉人家违规违法，不许人家做这个不许人家做那个，如果所有的事情全都合规合法，中国的经济改革一步都迈不出去，中国所有的重大经济改革全都是违法的，农村的包产到户，小岗村的农民把土地分了，当地的县委要把他们抓起来？为什么？因为他们违法，他们确实违法，他们当时违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县委把他们抓起来完全有道理，就是一帮违法分子，但是大家想一想，如果把小岗村的农民全抓起来还有中国的农业改革吗？如果像抓年广九那样，把所有的企业家抓起来，确实这些民营企业家都违法了，还有中国的城镇经济改革吗？说句不好听的话，“改革就违法”，政府怎么办？政府在民间创新的面前要采取像小平同志那样灵活的态度，允许民间去试，试了及时修订我们的法律和监管，不是去限制民间，而是创造民间的首创精神，承认民间的制度创新、产品创新。然后再以监管和法律的形式规范化，事后做规范，不要急急忙忙冲进去，用违反现行法律法规来加以禁止。但是这里有一个悖论区，一方面我们要建立法治社会，另外一方面要充分允许民间的壮心能够自发的产生出来。所以我曾经提议过，中央需要搞一个改革法庭，凡是民间的创新和现有的法规发生冲突的时候到这个法庭来报个案，什么意思？允许他试一段时间，在这一段时间里头我们再去调整我们现有的法律。

回顾一下历史，如果我们全都合规合法，没有中国经济的今天，重大的改革没有一项不是违法的，全都违法。包产到户、合法化是什么时候？我查过资料，包产到户的合法是1989年，1989年离小岗村的农民包产到户已经过去了11年，11年之后包产到户才合法。1980年还是81年，中央发的“一号文件”其实都是违法的，因为当时和国家的宪法相冲突。一号文件承认了小岗村农民的包产到户，但是农村的起草者忘了这个宪法还没改，这个一号文件和宪法是冲突和矛盾的，真正合法是十年以后了。如果我们要求全都合规合法，没有改革，如果我们全都要求合规合法没有创新。所以我希望政府能够以一种积极主动的态度，来对待民间的创新。从民间的角度来讲，我们要和政府，要和监管当局积极的进行沟通。比如说十几年前所有民间机构关门的时候，我就把地方信用社的老总就把他叫到中央银行去，我让他跟中央银行的领导直接汇报，你们怎么控制风险，你们怎么服务中小企业，你跟监管当局做很好的沟通，取得监管当局的理解，这牌照就留下来了。

所以要解决供给侧，要把企业搞活，一定要做创新，创新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金融创新，而金融创新是要依靠民间的自发现的创新的这些制度和产品，加上政府积极的支持这件事情才能一步一步的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