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将把我们带向何方？ 深度报道

《卫报》撰稿人蒂姆-亚当斯（Tim Adams）受邀前往美国加利福利亚州参观了谷歌总部，那里有很多才华横溢的人正在研发创新型产品。像无人驾驶汽车这样的东西将改变我们的生活，但这个社会准备好接受它们了吗？以下就是亚当斯对此行的记录和看法： 谷歌无人驾驶汽车在加州山景城的大街小巷穿行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卫报》撰稿人蒂姆-亚当斯（Tim Adams）受邀前往美国加利福利亚州参观了谷歌总部，那里有很多才华横溢的人正在研发创新型产品。像无人驾驶汽车这样的东西将改变我们的生活，但这个社会准备好接受它们了吗？以下就是亚当斯对此行的记录和看法：

谷歌无人驾驶汽车在加州山景城的大街小巷穿行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坐在谷歌无人驾驶汽车的后座上，最让人感觉不安的事情，就是你竟然这么快就习惯了它。我坐在一辆无人驾驶的雷克萨斯的后座上，在加州街道上行进了10分钟后，对前排的谷歌“司机”没有手这个问题已经觉得很正常。车辆接近一个复杂的十字路口时，附近每一个移动或静止的物体——卡车、带轮垃圾桶、鸟类、树木、行人——都被绘制在车内的电脑控制台上，我发现自己脑海里出现的念头不是“小心！”而是“冲过去！”

谷歌现在一共有24辆这样的汽车，在山景城谷歌园区，更远的高速公路上，乃至于旧金山道路上，这些车的行驶里程总共达到了数百万英里。不足为奇的是，这些车的行为有点像谨慎的学习者——车辆的传感器、雷达和激光装置、摄像机一直在不断工作，它们可以监视两个足球场之外的意外事件。现在，一个父亲带着小宝宝在右侧骑自行车，车辆正在根据存储器中的资料，计算这个父亲接下来很有可能会做什么事。然后，车辆又开始计算以何种速度驶向站牌，才会比较准确地在站牌前停下。

车辆还在交通灯变绿后谨慎地多停了一秒半，但我自己是个不耐烦驾驶者，心里想的不是“真棒！”，而是“真……”。我连一次也没有想过这辆汽车——或者说是为它做决定的复杂数字智能——会无法做出正确的事情。保险杠上的“相信谷歌”贴纸已经略显陈旧，我觉得，我对这辆车毫不怀疑的心态就是受了这种口号的感染。

我在谷歌总部参观了三天，第二天早上我乘坐了这辆无人驾驶汽车。谷歌从创办到现在已经有了16年历史，准备好了舒展羽翼，我想知道这个全能的搜索引擎目前正在朝哪个方向行驶；它计划下一步出击哪个领域（虚拟的、现实的、经济上的）；以及它将把我们带向何方。

四面出击

参观谷歌园区期间，我与谷歌翻译的负责人巴拉克-托罗斯基（Barak Turovsky）进行了交谈，他把一部手机在桌子上，他讲俄语口语，让手机翻译成英语和我交谈；我还见到了谷歌地图负责人马尼克-古普塔（Manik Gupta），他对一些看似不可能达成的任务兴致勃勃：使用背包客和当地人的知识，来绘制印度村庄、大峡谷、大堡礁的地图。谷歌搜索算法的背后有两、三个重磅人物，我听到了其中之一本-戈麦斯（Ben Gomes）谈“自然语言生成”和“深度学习网络”的快速发展（以及在用户提出问题之前，就回答这些问题的能力）。

还有亚历克斯-高利（Alex Gawley），他刚刚重新设计了Gmail的移动版本；谷歌内部未来主义实验室Google X的迈克-卡西迪（Mike Cassidy），他的气球项目（Project Loon）旨在让目前还不能上网的40亿人获得无线网络连接，方法是把数以万计的热气球升上平流层。（“这似乎是件值得努力的事情，”卡西迪说，这种幽默的轻描淡写是谷歌的通用语）。我把雷克萨斯交还到停车区后，前往一个试验区，那里有新的原型无人驾驶汽车。它是辆看上去很友好的双座小车，没有方向盘和刹车踏板，在社区发布会上开来开去。我在这里遇到了穿着T恤和短裤的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该公司的联合创始人。

无人驾驶汽车是他目前的首要任务吗？我问。（我看到他后马上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一共只逮住机会问了他两个问题）。

“我们目前有很多重点，”布林说。

他说的是实话。从外界的眼光来看，谷歌正在同时努力解决所有问题，在所有市场上开拓殖民地。作为一个公司，这样沉迷于四面出击似乎很危险——你也可以说是很惊险刺激。去年，谷歌另一位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承认。自己试图将谷歌坐拥的620亿美元现金投资出去是个挑战。他去年10月告诉《金融时报》，苹果的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总是对他说，谷歌正在试图做太多的事情了，这太过于雄心勃勃。但佩奇认为，缺乏这种雄心是在犯罪。即便如此，他也承认：“我们目前有点像是置身于未知水域。我们如何利用这些资源来对世界产生更加积极的影响呢？”

两个原则

为了更多地思考这个问题，佩奇宣布他去年年底不再花太多精力在技术挑战上，并且任用桑达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承担他之前产品负责人的部分角色。皮查伊现年43岁，从某些方面来说，他就是谷歌工程灵魂的化身。此人在印度泰米尔纳德邦长大，最初在印度学习，然后进入斯坦福大学和沃顿商学院，之后被麦肯锡公司聘用，2004年进入谷歌。他人很谦虚，热衷于解决问题，对可能性充满了热情，但在精确表达它们的时候略有些口齿不清。他如何决定公司的数百亿美元该优先投向哪里呢？

他说，有两个文化上的信条是他的指导原则。其一是“以用户为中心，其他一切都摆在后面”。这是布林和佩奇16年前写的一句话，当时谷歌基本上只有他们两个人。

“我们把它叫做‘牙刷测试’，”皮查伊说，“我们要把精力集中在数十亿人每天使用的东西上。谷歌遵循这个原则的效果很好。产品必须具有全球性，谷歌搜索就是这样起步的。不管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还是农村孩子，只要你有机会访问谷歌，体验就是一样的。对我来说，这是一种非常民主化的东西。”

第二个指导原则，来自于布林和佩奇制定的使命声明。皮查伊说，无论他们选择做什么，必须以某种方式朝着“组织世界各地的信息，让人人皆可访问”的方向迈进。谷歌一直在大量吸纳数据——文本、视频、摄影、搜索历史、gmail、口语、司机行为、卫生指标，等等；这既是他们给你的礼物，也是你给他们的礼物。 “每一天、每一周、每一年都忙忙碌碌，但是，当我试图弄清我们应该做什么时，我都会回到这两个核心原则上。”皮查伊说。

谷歌梦

每一个可以定义时代的公司不仅向全世界出售产品，也向全世界输出它的文化。谷歌执行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写了一本坦率得惊人的书《How Google Works》（合著者乔纳森-罗森伯格是谷歌用户产品和广告主产品的资深开发者）。书中写道，“文化和成功如影随形，如果你连自己的口号都不相信，你就走不了多远。”你不需要在谷歌园区里待上很长时间，就会发现大家特别相信这个口号。

当与企业文化相连的生意非常成功的时候，企业文化就会引起更广泛的兴趣。如果谷歌是雅虎或者MySpace，那么谷歌的沙滩排球场、周四会议、著名的面试技巧、乒乓桌，以及午餐菜单选择，就明显不会那么吸引大家的目光。但是，你在这种特意渲染的文化中度过的时间越多，你和谷歌的人交谈得越多，你就会越发认识到，谷歌员工不仅自己生活在“谷歌梦”中，而且还向全世界兜售某种“谷歌梦”。

山景城附近的帕洛阿尔托安静、有序、富有，没有城市的感觉。它的居民大多资产丰厚，时间紧张。他们认为可以用聪明的方法来应对压力。他们喜欢结构性的想法。他们相信，如果整个世界都是绿色、安全、易于行驶的，那将是一件好事。对这一目标的追求似乎帮助谷歌推出了很多创新产品。

谁的“轻松和惬意”?

研制无人驾驶汽车的原因是：它们可以让乘车者“更高效”地利用时间（我想他们的意思是，可以在车上开电话会议或使用谷歌搜索）。不久之后，人们就连搜索都不需要了——这需要多长时间？我什么时候可以安排与妻子一起散步？我冰箱里有什么时候可以当晚饭？在这些问题甚至被提出来之前，手机就会做出回答。几位充满热情的副总裁表示，这种“轻松和惬意”似乎是用户想要的东西。 （“是吗？”我一直纳闷。这可能更像是硅谷副总裁想要的东西。他们整天开会，过度劳累，对他们来说，时间就是金钱。）

有时候，听着他们讲这些手机功能，感觉好像他们销售给用户不是“轻松和惬意”，而是“被动和钝化”。值得指出的是，一些干预方式，比如无人驾驶汽车，难免会导致一个后果，即远远更少的人会一心想去什么地方。但谷歌不仅仅想要获得成功，而且也想获得大家的喜爱。就像所有其他追求者一样，当觉得自己遭到误解的时候，谷歌也会感到恼怒。

“我认为人们看到了颠覆性的一面，但并没有真正看到积极性的一面，”拉里-佩奇去年说。 “他们没有看到谷歌技术的进步可以变得人们的生活......我觉得问题在于，人们没有感觉到自己参与了进来。”

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可能是对的。 2013年牛津大学开展了一项研究，想了解机器学习的突飞猛进对就业形势的影响（谷歌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机器学习的发展）。研究结果称，目前美国就业岗位的47%——从出租车司机（无人驾驶汽车）到脑外科医生——在不久的将来很可能受到机器人和计算机的冲击，都是如此。佩奇本人对这种变化的必然性感到乐观。如果有机会放弃工作，90%的人都“不希望做他们今天正在做的工作，”他说。但他们将靠什么来谋生，就不那么清楚了。 “有种观点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像奴隶一样工作，于是就让他们做一些低效率的事情，以便他们能保住工作。在我看来，这真的是讲不通，”这位富豪说。“正确的应对之策不可能是那样。”

“牙刷测试”的缺点

互联网评论家叶夫根-莫罗佐夫（Evgeny Morozov）称佩奇的这种观念是“谷歌主义”，即衷心相信科技拥有巨大的解放力量，谷歌产品部门领导者也普遍持有这样的观念。谷歌园区里有些安静的梦想家，从事着日常奇迹的创造，在和他们交谈时，你能够感受到谷歌著名的“不作恶”信条带来的安心感。这是人形的数字化革命。

可惜的是，同样与这些人交谈时，你也会对事情的前景感到疑心重重。谷歌的员工态度亲切，说话轻声细语，但他们被惊险刺激的问题解决逻辑所引导，有海量数据和数以十亿计的美元可以利用。“牙刷测试”的一个缺点是，虽然这些解决方案可以提供好处（和利润），可以激发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这也意味着，如果出现意想不到的后果，它的影响将乘以几个数量级。那个算法里并没有计入人们要付出的代价。

那个算法（谷歌的秘密武器）的主要守护者之一是本-戈麦斯。他在谷歌已经很长时间，公司率先推出AdWords这种“每次点击支付”收入机制，用人们的好奇心来赚钱的时候，戈麦斯就在这里。他被人们称作“搜索沙皇”，现在是UI负责人，努力让体验无缝衔接，让美元滚滚而来。UI指用户界面，是人类与谷歌之间每天数以十亿计的对话“片段”，非常重要。

戈麦斯迅速讲述了他这15年来克服过的重大挑战，特别是语音识别功能的日益稳定。这个世界上还有数以百万计的人甚至无法读和写，有了语音识别功能，他们也能使用谷歌服务了。 “现在所有主要语言的效果都很好，”他的眼神闪亮。 “我们已经攻克一些重大问题，比如翻译和语音识别，错误率从25%下降到8%。很多年前，我完全无法使用它，因为我的口音很奇怪。有段时间我们必须让英国人来做样本。现在它的效果已经很好了。”

取代还是互补？

戈麦斯出生于坦桑尼亚，在班加罗尔长大。他富于前瞻力，参与创造了一些变革性的技术。戈麦斯说，自己小时候获得外界信息的唯一来源，就是每个星期可以从英国文化协会图书馆借出的两本书：狄更斯的小说，历史书籍。现在有了互联网，只要使用口袋里的手机，就可以看到世界上所有的信息

我想了想图书馆和谷歌，问他：尽管现在有这些巨大方便，但是某些小事情，比如寻找知识时的努力，发现知识时的惊喜，也在这种进步中失去了。或者换一种说法，一个孩子从BuzzFeed中了解的世界，和从狄更斯小说中了解的世界是一样的吗？

“我不认为其中一个可以取代另一个，”他说。 “我认为小说自有其作用。如果孩子提出一个问题，你提供了一个答案，我认为这会激发他们去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究。有时候我会去看书，以便深入了解某个东西，但如果我们能够提供某种东西，来满足你的好奇心，并给你一些路标，指引你去了解更深层的信息，那肯定是件好事。”

这当然是一个绝妙的想法，谷歌搜索并没有让我们变得被动，而是更聪明、更好奇。尽管如此，作为一个愤世嫉俗者，我还是不禁想起了Twitter上的一个视频。那是一个系列采访，受访者是德克萨斯大学的学生，问题涉及美国历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都是非常基本的问题。比如 “谁赢得了美国内战？”但没有人知道（“美国？”“南方？”“能再说一遍是谁参战了吗？”）。但是，当问“谁是影星布拉德-皮特（Brad Pitt）的第一个妻子？”时，有人可以回答上来。

智能创意一族

埃里克-施密特在他的新书中谈到了谷歌员工，称他们是一种“不同类型的雇员”：“他们并不局限于特定的任务，不止步于对公司信息和计算能力的运用。当他们不同意某个东西时，他们不会保持沉默。他们很容易感到厌倦，经常换工作。他们是多维度的，通常结合了技术深度、商业头脑，以及创造性天才。换句话说，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工作者’。它们是一种新的动物，我们称之为‘智能创意一族’，他们是在互联网世纪获得成功的关键。”

在谷歌，这样的人比比皆是。毫无疑问，智能创意已经成为一种传染病，一种病毒。只要和迈克-卡西迪一起待上五分钟，就不可能不被他对气球项目的热情所感染。卡西迪是个连续创业家，他的前四个初创企业被谷歌以七位数的总价收购了。他谈到将送氦气球升到20公里的高空，然后想法去驾驭它们，以便把Wi-Fi提供给半个世界。无人驾驶汽车项目负责人克里斯-乌尔逊（Chris Urmson），对于“为什么需要的这项技术”给出了细致的、无可争议的解释。 “目前，全球每年在道路上丧生的人多达120万人。仅在美国就有3.3万人。相当于每周里有五天，每天都有一架波音737坠毁。我们为什么要接受这种现状呢？”

乌尔逊详细叙述了盲眼驾驶者史蒂夫-马汉（Steve Mahan）告诉谷歌无人驾驶车，带他去拿干洗好的衣服时的喜悦。他还详细介绍了自己团队如何不厌其烦地了解所有可以想象到的驾驶场景（他最喜欢的一个场景真的发生过：一辆无人驾驶汽车遇到一名坐轮椅的男子在追逐一只鸭子）。他自豪地指出，无人驾驶汽车目前只遇到11起小事故，大多都是被追尾，全都不是“无人驾驶汽车的错”。 “如果你看一下青少年驾驶汽车的统计数据，就会发现他们才是真正的马路杀手，” 乌尔逊说。他有两个儿子，分别为11岁的伊桑和9岁的卡尔。 “我们的目标是，在伊桑拿到驾驶执照之前，让无人驾驶车辆面世……”

智能创意一族热情洋溢地谈论与项目有关的几乎所有东西。但是，你永远无法真正让他们谈下去的话题就是钱。当被问及他们的点子的商业化状况时，工程师们会用同样的话作答。

“我们总是假设，如果能够提供正确的用户体验，自然而然就会实现商业化。”

他们说，科学和销售之间有一堵防火墙，就像报社的编辑部和广告部之间存在防火墙一样。那么这里是否会和报社一样，出现这样的压力——为了广告因素，而对“纯粹”的搜索结果进行调整？

“以我的经验来说，不会，”戈麦斯说。“拉里和谢尔盖把这之间的区别划分得非常细。”

欧洲人不理解谷歌？

但是对于我们对世界的了解来说，该算法现在变得如此重要，它是否应该像一些欧洲政客所主张的那样，成为某种公共财产呢？

“我们不能那样做，原因是有些人试图欺骗系统，”戈麦斯说。 “这是一场持续的战斗，为用户提供他们希望获得的尽可能多的信息，让网站获得尽可能多的流量。如果这个算法公开了，这场战斗就会失败。”

当然，对这个算法的保密只是谷歌在欧洲遭受白眼（无论对错）的原因之一。欧盟认为谷歌垄断和违反了反托拉斯法，最近开展了一系列调查，提起了一系列诉讼，更是进一步助长了人们对谷歌的不满。我猜，这也是我和一个德国记者、一个法国记者，被邀请参加这个“事实调查团”，到谷歌总部参观的原因之一。

欧洲人在哪些方面不理解谷歌？同来的德国记者问桑达尔-皮查伊。

“在美国也有同样的争论，只有稍微有些不同，”他说。“数字经济确实代表着变化，而且这是非常快的变化。我们理解自己会处在众目睽睽之下。只要这是一个健康的过程，那就对世界会有好处。欧洲人喜欢使用我们的产品，这让我感到安慰。我们工作得尽心尽力。我希望大家能见见我们这里的人。但总体来说，对于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我并不认为有些人的看法是准确的。”

哪里不准确？

“我认为，我们并没有在推进产品的时候罔顾人们的利益，”皮查伊说。 “我们力图做出取舍。我们非常努力和大家形成伙伴关系。例如，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Android都是最开放的用户平台之一。”

尽管如此，欧盟委员会已经开始在调查Android。

“我们已经完全解决了在美国和韩国的类似指控。如果你看看它催生的创业者生态系统，就知道它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我想知道，桑达是否把政府也看作合作伙伴。

“在我们开展业务的每个地方，我们都要在法律和监管框架下经营。我们把政府看得很重要吗？当然是的。”

但政府本质上是进步的障碍吗？

“他们也可以帮助我们。我们要从他们那里了解一些事情。他们确保我们的产品是安全的。但是，我们是在为整个世界服务，我们努力进行负责任的创新。”

在离开他办公室的途中，桑达问：如何能让欧洲人更好地理解谷歌？

“你可以多交些税，”我说。

他礼貌地微笑。

最显眼的金字塔

埃里克-施密特关于“谷歌之路”的宣言中有很多救世主式的战斗口号，其中大多都以这句话为中心：“互联网世纪充满了尚未修建的金字塔。让我们开始吧。这次不再有奴隶。”

当然，如果那个构想实现了，我们会有一个勇敢的新世界。 但迄今为止，互联网世纪造就的最显眼的金字塔却是财富上的不平等。过去20年，是人类历史上资本从公众手里转移到超级富豪（银行家、律师、数字创业者）手里程度最严重的年代。谢尔盖-布林净身家达297亿美元，购买力强于任何一位法老。他联合执掌的谷歌公司在2013年实现营收34亿英镑，纳税2160万英镑，比例只有0.6%（乔治-奥斯本希望今年用“谷歌税”把这个数字增加到25%）。

数字时代也产生了大量先知。谷歌公司成立两年后，美国评论家托马斯-弗兰克（Thomas Frank）就在《上帝管不到的市场》（One Market Under God）一书中详细介绍了新的数字经济的影响。谷歌的魅力攻势很厉害，为了解毒，我在坐飞机回家的途中重读了这本书。弗兰克富有说服力的阐述了第一次互联网热潮如何动摇了“我们的前辈花了几十年时间营造的中产阶级共和国，数以百万计的人发现自己被困在没有福利的临时工作中，但我们股票走势不错。为孩子提供良好教育的费用上涨得超出了我们的负担能力，但是我们在思科的职位还行；我们的社区倒塌，我们的行业瓦解……我们辛苦获得的那点职场权力被浪费。由于深信互联网‘改变了一切’，我们签字放弃了一些最基本的公民权利。”

弗兰克针砭了管理行业的“胡说八道”——“以无法当作证据的轶事为基础，使用明显错误的三段论，毫无意义的图表，以及自封为大师的人讲的话”。此外，他还描述了“酷炫”的、自以为是的新贵作风：“与乐队成员聊天，在星巴克写诗歌……放弃硬梆梆的领带西服，改成全天候的休闲衣着”，而与此同时，他们又一直在以从前难以想象的规模扩大和保护个人的资本。

谷歌信条的隐性含义

我有时候不免觉得，“谷歌有这么多钱，就应该做它喜欢的事情”的想法也许和它的地理位置有些关系。佩奇和布林在斯坦福大学读书的时候相遇，联合创办了谷歌。斯坦福大学最早的捐助者利兰-斯坦福（Leland Stanford）也有“把东西做出来，就会吸引人来”的观念。在第一波西海岸淘金潮中，斯坦福靠铁路积累了财富，之后在旧金山的诺布山过着亿万富翁的生活。斯坦福把钱花在他觉得合适的地方，既是一个强盗贵族，也是一个模范式的慈善家。财富创造者总是对着镜子告诉自己，全世界都应该感谢他们的才华。就像那些超级富有的名人，说自己可以贡献给慈善机构的最好东西是自己的时间一样，谷歌也希望表明，利他主义是它的一个发展原则，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它的一种馈赠。在谷歌工程师中，这几乎是种信条。

在这种信条的隐性含义是：既然它们提供了这一切恩泽，而且似乎是免费提供的（这无疑是一些神奇资源 ——组织了世界上所有的知识，绘制了世界上所有街道，提供97种语言的即时翻译！ 数字化了世界上所有的书！）似乎他们就觉得自己可以不用承担起全部的财务责任。 佩奇认为技术前进的步伐不可阻挡，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数字力量有时可能会带来残酷的影响，这就需要由国库出资来进行缓解。在这里我只举两个例子：如果谷歌缴纳其份内的税款，就会有非常多的图书馆可以继续经营，有大量的出租车司机可以获得其他技能的培训。

我们在谷歌园区里的大多数时候都有人陪同，我只找到一个机会，和两个年轻的谷歌员工交谈了一下。奇怪的是，听到我来自伦敦，为一家英国报纸工作时，两人分别问了我同样一个问题：“没有了杰里米-克拉克森（Jeremy Clarkson），《Top Gear》（令人热血沸腾的汽车节目）还办得下去吗？”这种巧合让我觉得好奇，所以我对布林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无人驾驶汽车是否是一种中年危机的逆向展示。

他曾经是个爱飙快车的人吗？我很好奇

他顾左右而言其他。“我喜欢电动车解决方案，”他说。

我们注视着他的电动车解决方案在测试道上行驶，处理各种突发的人为障碍——行人、自行车。轮到我试车时，我发现车上没有任何控制装置。行驶过程中，我觉得这好像是在通向一个被一秒一秒地绘制出来的未来。作为谷歌智能力量的一个象征，它极为令人印象深刻，但你在乘坐它时，会感觉到这不是一条坦途，而且也不会很快就变成一条坦途。

谷歌目前正在开展的项目

气球项目

“我们的计划是把让目前尚不能上网的40亿人可以接入互联网。气球将升到20公里高空，比飞机飞行高度还高一倍。通过这些气球，你用一部标准手机就可以连接到路由器，网速可达每秒10兆比特，是观看YouTube视频所需网速的三倍。我们不需要地面接收器，只需一部智能手机就行。气球的数量数以万计。我们的目标是让每个气球在高空坚守100天。我们可以调整它们的位置。我们有一套复杂的编排方法，当一个气球移走之后，就会有另一个来填补它的位置。”

“如果准妈妈能够上网，婴儿死亡率可以大大降低。同样，农民如果能够上网看准确的天气预报，农作物产量可以提高30%到50%。气球项目任务控制系统的名称是‘小世界’。这个项目刚推出时，所有的报道差不多都说：‘这太疯狂了，绝对行不通。绝对是谷歌的一个败笔，’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在和著名的电信运营商合作，已经飞了很多公里，他们的态度变成了：‘哇，好啊’。”麦克-卡西迪，气球项目负责人。

无人驾驶汽车

“高速公路的场景相对简单。几年前，我们就改为在城市街道上试车了。这种场景更加复杂一些。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测绘。 GPS有10米误差，你会遇到桥梁、隧道，以及没有GPS信号的地方。我们地图中已存储了信息，当汽车四处行驶，它会用传感器建立了另一幅地图，然后把两幅地图比照——这为我们提供了2厘米的位置精度。除此之外，我们每秒都在进行大量的概率计算。在城市中行驶，你一定要了周围的状况。你得明白，你需要自行车骑行者留出更多的空间。或者说，明白那辆公交车是一辆校车。或者有一辆警车正在从后面快速接近你。很棒的是，我们的车都能够分享它们的经验。目前大约有75年的行驶经验在整个车队中分享……”德米特里-多尔戈夫，谷歌无人驾驶汽车首席工程师

谷歌搜索

“随着搜索变得更庞大而复杂，它的作用、它可以回答什么问题，也更加频繁地令我们感到吃惊。去年我们对算法做了6万次测试，推出了可能1000个改进。我们的首要任务始终是：对于你想要提出的所有问题，为你提供最好的答案。除此之外，我们想继续与你交谈。我们想让你看到，你可能还会提出哪些后续问题。做到这一点更加困难一些。此外，我们希望对于所有类型的数据——视频、图像、文字、你的个人资料，都能做到这一点。然后我们希望能够在你真正提出问题之前，就能告诉你答案：拿旅行来举例，它会告诉我航班信息，而且它还提醒我航班是否出现了延误，它也知道交通状况如何，所以它可以告诉我什么时候该出发去机场。这些事情本来需要做10个查询。我们从自己的思维过程中获得了一些灵感，但大脑的工作方式与计算机非常的不同。目前我们还位于这条道路的起点上，有很多琐碎的事情是计算机无法理解的。但最终它们应该能够变得理解。”本-戈麦斯，搜索副总裁

谷歌翻译

“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在某些语言中，我们已经到达了最高点，已经用完了所有可用的翻译数据。

“我们正在做多件事情，以便达到下一阶段。有很多研究主要集中在“深层神经网络”上，这是指在更广阔的语义语境中看待语言的方式，同时我们也努力开展众包活动。人们联系我们，说：‘我希望你们可以翻译我的语言——你们为什么不能推出这种语言呢？’在机器翻译上，真的需要写入数据，但目前没有比较大的数据量。有些人联系我们说，没问题，他们可以提供数据。这已经成为了一个席卷全国的努力。比如，现在有数以万计的人翻译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语。我们可以将他们的翻译输入到我们的机器学习系统，并创建一个合适的数据库。它不仅让人感到骄傲，更是可以用在商务、旅游上。这本来是个副业项目，但现在我们拥有数以千万计的贡献者，正在为40多种语言翻译而努力，包括弗里斯兰语和苏格兰盖尔语，这项工作是永远没有尽头的。”巴拉克-托罗斯基，谷歌翻译产品经理（K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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