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oNews @鄺飆41世：难以“维稳”的微博

2011年、2012年两年，扫平了报纸的不稳定因素后，意识形态的战斗阵容成建制地移至“意识形态的主战场”——微博上。可以想见，这场征服行动至少要延续到年底。

甄别出特定的新浪大V，进行超限攻击，这个路数的创意来自于对都市报的征服经验。说白了，就是网络版的定点清除计划。这样的意味不加掩饰，对微博的征伐，沿袭了过去的经验。

借力打力是意识形态主将展开一轮又一轮攻击的策略。年初是借党管媒体收拾了报纸中最后的残余反对，接着是借助中国梦的话语反宪政，现在是比附“意识形态工作特别重要”的旨意反民谣。

习总参加了今年全国思想工作会议，但网上找不到这次讲话的全文，而胡江时候都齐全。另外，从新华社对这次会议的通稿里，没发现习总讲中国梦。中国梦降调了。(如果谁搜到全文，请告知)

所谓师出有名，意识形态的斗争最讲究这个名号。如果战斗不是以维护中国梦为由打响的，那它为了什么?看起来没有。发兵微博的理由只是渲染微博威胁论，意识形态快要被夺走了。

到了这个地步，三个自信似乎不够用了。宣传的理论储备几乎耗尽，宣传理论无法再适应现实的需求。哪怕是三中全会重拾改革话语那套，也没人理会。这是一种从左至右的的巨大恐慌。

如果什么理由都不是，纯粹为了意识形态而战，是否可以?那可资借力的就不是理论资源而是历史想象，那就是延安整风或党内整风。意识形态捍卫者乐见人们这样想，以为可以增加威慑力。

向党史寻求特定的依据，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延安整风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党媒整顿来实现的。农村根据地的《解放日报》改版，确立了喉舌论与唯一的党性原则至上。

在这场整风中，重庆《新华日报》也被收服，它在过去利用准自由言论争取国统区知识分子的做法收敛。换今天的形势，就是意识形态收服了它在国统区的党内阵地。

不管是对《新华日报》的整顿收服，还是这几年对都市类报纸的整体降服，都给意识形态保卫者留下了媒体可政府、喉舌论了扩张的信心。等到攻击微博时，策略的路径依赖就出现了。

在微博这个迄今为止最具有挑战能力的社交媒体出现时，纸媒正在经受意识形态捍卫者加码加量的压力。纸媒没有什么反抗，就在此后两三年彻底投降。这为腾出手来收拾微博创造了条件。

报纸与微博是两个阵地，意识形态对前者具备压倒性的优势。年初强令都市类报纸转载环球社论，就是要展现这一优势。等到征服微博的战斗打响，报纸也被要求参与到策应中来。

报纸被置于次要的位置，这来自于最近几年的经验：外在于微博的报纸攻击，就像虚弱的远程“外科手术”，根本无法对微博造成伤害。意识形态捍卫者必须要进入微博场域。

就像是从空中打击进入地面的丛林战，延安整风的历史索引完全不够用。这是因为，毕竟前者是党争，但后者是党与民争。意识形态斗争对象及属性改变了，方式上也有颠覆性变化。

意识形态捍卫者似乎只在最近才发现这一被历史想象掩盖的劣势。央媒集体轰炸无济于事，达不到攻击目的，定点清除遇到转世等技术壁垒，所以，意识形态才向警权寻求支援。

但这个寻求支援的信号不一定是明确的，无法以意识形态盟友的真面目示人。缺点就是，在从上下而下的警令传达中会造成信息含糊，分散支援的用意。这个缺陷已经显现。

警方是以笼统的打击网络犯罪掩饰打击民谣的意图，试图将对言论的入罪化建立在合法的惩罪之下。但手段暴露了目标，并且与警界的通常做法相背离，留下滥用警权的口实，司法混乱。

一些地方的公安撤回了打击民谣的决定，也有警界内部人发出不同意见，再有法院甚至政法微博支持这些不同意见。这说明，纪律部队和司法部门对作为意识形态帮手的身份存疑。

更深层的分歧也许是对微博形势的评估。对于顶格使用自由裁量权的警察来讲，他们认为现有手段可以压制微博异见的流布与增长，微博仍处在强力可控的限度内。

这个评估或与意识形态捍卫者的评估出入太大。在后者看来，微博随时可以倾国倾城，所以才会要求进一步攻击整顿。这就会动摇原本形成的那条默契的平衡，也会与强力部门相左。

在不能物理断网又不能关闭微博的前提下，微博作为网路上的国之投射，尽管闹事，但可控，想吃也一时吃不掉。如果硬顶上，将会导致意识形态捍卫者与大众的正面冲突。

维稳作业的原则之一，避免将政府公权与社会大众正面对冲——“一小撮”等常规形容词帮助切割人群、分化反对。只因意识形态捍卫者夸张的威胁论，就得改变以高压震慑为主的有效惯例吗?

且看意识形态攻击的最初成果，比如俘获的大V薛蛮子，议程设定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就逆转了。而帮助逆转的恰恰是意识形态的主要手段：央媒的集中轰炸与网评员僵化的污染动作。

等到警试探性地介入，议程设置上很快出现了“打击民谣”与“打击官窑”的竞争，而且结果不利于“打击民谣”的议程安排。意识形态捍卫者借警权一用，哪知微博借“官窑”逆反。

这种议程设置的变换不以意识形态捍卫者的意志为转移，后者一定将其视作是大V在暗中作祟搞怪，更加重微博威胁论在内的阴谋论。实质上，这与大V无关，这是微博的特性使然。

微博被称作社交媒体，但它真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媒体”，更不是从《新华日报》延续到都市报所定义的“媒体”。意识形态捍卫者或许仍不明白，这根本不是“媒体”之战，这是与人民对垒。

薛蛮子的案例在微博上迅速被消解，打击民谣迅速被大规模的调侃、嘲笑、讥讽等娱乐化行为消解——用调笑来溶解宣传意愿是网民强项——意识形态捍卫者加诸案例的宣传指向快速流失掉。

这对冒着司法解释的空白强行突进的警权而言，会评估，难免要挫伤其介入的决心。

近年，意识形态捍卫者以来，牢固地设立议程设置的指导原则与行动手段，应该说很多时候都是有效的。但他们可能没想到，在将微博的议程设定放在第一优先的位置上时，势必要与同样视微博为改善社会处境最优选项的民众狭路相逢，这是议程设置上的不可调和的对决。

也许可以试着做一推断：延安整风、都市报整肃等意识形态的捍卫路径走到了终结，历史上的整风路径无法在社交媒体上重演。说的更明白点，微博作为人群联系的某种稳定的技术形态，正在等待从进攻中汲取能量。对它的攻击，将助长它的成熟。

何去何从?实际上，即使是意识形态的忠实捍卫者，也无法自外于社交媒体对社会进程的影响中。捍卫者、警察、法庭、执政党与大众——所有这些已被卷入技术潮流的社交媒体用户——都可以停下来想一想：你们面对的对手究竟是什么?真的是微博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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