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小川离职跳槽，可以从多个视角来分析，比如传言马云说的两个标准：“1.钱没给够；2.受委屈了”，也是普世真理，放到张亚勤身上一样实用（有点大不敬这么分析，张亚勤曾经是搜狐的独立董事，可是我老板的老板）。当用普世真理来分析的时候，反而就没有足够好的针对性
文/王小川
离职跳槽，可以从多个视角来分析，比如传言马云说的两个标准：“1.钱没给够；2.受委屈了”，也是普世真理，放到张亚勤身上一样实用（有点大不敬这么分析，张亚勤曾经是搜狐的独立董事，可是我老板的老板）。当用普世真理来分析的时候，反而就没有足够好的针对性。
一种趋势性的说法是“这标志着外企红毯的消失”，我不同意这种说法，甚至觉得都没有必要点进去细看。因为微软亚洲研究院就不一个企业或者企业分支，本身并不承担企业的制造和销售等基本职能，就别套在外企里来分析。
张亚勤提及“使命达成”后从微软研究院离职，可以视为是互联网研发模式对企业学术研究模式的颠覆性胜利。众所周知，微软研究院的研究有应用层面的，也有偏基础层面的，但是这种“基础”也比不过高校和国立机构能够做得更基础，故而成为“夹心层”。互联网的威力在于极速的市场应变，从市场需求出发推出产品快速迭代，驱动后面的技术研究快速灵活，以Google为代表把这种技术研究与产品推出的结合发挥到极致。而微软研究院的立项到产出需要3至5年，尤其是亚洲研究院还是异地跨国管理，决策效率低下难以与前端的产品互动，必然会没落。
我曾经听说亚洲研究院还参与过搜索引擎的反垃圾网页的过滤研究，这种和前台脱节的模式根本就玩不转。搜狗与清华成立了“搜索技术联合实验室”，约定的项目周期是一年，这个是搜狗能够接受的上线，也是和学校互相妥协后的结果。校方觉得一项研究“没有一个三年的积累”很难做好，我理解他们的思路和模式，但也深知这种偏应用层的研究效率是不能够适应互联网市场化竞争的需要的。之后我们拉入光纤专线进学校实验室，以及派驻工程师联合研究，虽然是一年期才验收，每个月甚至每周都要坐到一起讨论项目进展以及了解研究方向上是否有偏差，以及是否有局部的成果可以进行检验和进入实用化，这种节奏我相信对于Google、百度的研究机构也是必须的，但是对于微软研究院必然是不可行的。
总结看来，我还是倾向去看到一种模式对另一种模式的颠覆，这里就是顶尖互联网公司对顶尖软件公司研发模式的颠覆。张亚勤的跳槽，是这个必然趋势的一个表征。
（本文来自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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