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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次人口普查:性别比失衡了几十年,后果正逐渐显现

智能设备 2021-05-13 13:37:46 转载来源: 果壳

  5月1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主要数据。  在性别比这个问题上,我国现有男性人口为72334万人;女性人口为68844万人

  5月1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主要数据。

  在性别比这个问题上,我国现有男性人口为72334万人;女性人口为68844万人。男性比女性多3490万。


  总人口性别比为105.07,与2010年(105.2)基本持平,略有降低。

  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1.3,较2010年下降6.8。

  “性别比”和“出生性别比”,是一个引人关注的数据。从这次的数据来看,中国的性别状况在改善,但依然是失衡

  出生人口性别比,已经失衡40年

  这次人口普查发现,我国依然存在男多于女,相差3490万。

  而且从过往的抽样统计来看,65岁以后,女性的人数会多过男性。所以在65岁以下,男性比女性多出的人数应该还不止3490万


  男多女少,但65岁以后,女性的人数会多过男性

  | 国家统计局官网,人口抽样调查样本数据(按年龄分性别比)

  而出生性别比更是反映了未来人口的性别比例

  所谓“出生性别比”(sex ration at birth,SRB),就是一段时间内某地区每出生100个女婴,同时出生了多少个男婴

  一般来说,正常的出生性别比应该在103~107区间内。低于103,叫偏低。103~106.9,较正常。超过107,都算偏高,无非程度区别。如果超过130,那就叫极度偏高(extremely high)。

  我国的出生性别比问题引起关注,是在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的时候,当时就发现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到了107.2,超出了正常区间。此后的历次普查,性别出生比都不正常。2007年抽查,出生性别比甚至到了125.5的峰值。


  不仅如此,性别比失衡的地区范围还在扩大。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出生性别比失衡(>107)的省有12个。到了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8.06,除了西藏和新疆,剩下的省市自治区没有一个出生性别比正常。

  这一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出生性别比是111.3,属于中度偏高(fairly high)的失衡。至于分地区的性别比,还要等后续的详细信息。

  婚姻挤压,

  正是性别比失衡的体现

  性别比到底是真失衡,还是数据有误造成了假失衡?

  早在1982年刚发现出生性别比失衡时,就有了这个争论。当时就有专家认为,瞒报、漏报女孩,不给女孩上户口,导致了性别比假性偏高。

  然而,随着更精确的统计数据越来越多。学界逐渐意识到,女孩的瞒报漏报的确存在但中国的出生性别比,也是真的失去了平衡


  比如说,一个对湖北天门农村地区的调研就发现,出生性别比开始升高的时点,正是B超诊断仪被广泛使用的时点。

  又比如说,这几年的“天价彩礼” “光棍村增加”之类的新闻,都可以归结于男性结婚难,男性出现了婚姻挤压

  越是穷的地方,男性越难娶妻。

  而西安交通大学的一个研究还发现,收入越低,越是偏好男孩,p值<0.001,意味着这个相关度比较明显。这可能意味着,越是在收入低的群体中,男孩偏好越明显,出生的女孩越少。

  而婚姻常常是在类似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群里进行的。于是低收入阶层里,适婚男女性别比失衡,女性明显偏少,男性则出现所谓“婚姻挤压”,又称“娶妻难”。

  2020年,吉林大学的研究也发现,男性终身未婚的城乡差异不断拉大,农村00后男性面临严重婚姻挤压,主要是因为城市和农村未婚人口性别结构有差异。

  2007年,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的预估认为,到2020年,20~45岁的适婚成年男性里会有3000万人找不到合适的对象。这正是流传的“三千万剩男”说法的来源。还有研究预估,2035年适婚男性将多出4200万。未来几十年里,男性终身未婚的比例将在10~15%。目前每年“过剩”的男性在100万以上。要到2060年之后男性婚姻挤压才开始减弱,每年仅“过剩”50万男性。

  2015年,河南农业大学的研究发现,农村出现“重返光棍”现象,女性离婚后容易再嫁,而男性离婚后再婚难度极大,很多人从此一直单身。

  2018年,天津社会科学院的研究走访了河北三个村庄的1.7万人,也发现了类似的“重返光棍”现象。当地女性即使残障,即使离婚带着孩子,也不愁嫁。比如L村的一个女性决定和丈夫离婚,但手续尚未办好,就已经接二连三不间断地接到了说媒的电话,而且彩礼、房车的标准一点不低。如今说媒时,男方对于女方结过几次婚已经不在意了,只在意女方愿不愿意踏踏实实过日子。

  婚姻挤压的另一个结果是,这三个村庄里出现过不少外籍新娘。从2013年开始,经由婚姻中介带领出国相亲,当地娶到了不少来自越南、老挝、柬埔寨、印尼等地区的东南亚新娘。然而,东南亚新娘来了又走的现象比较普遍,原因可能包括不适应环境,觉得生活条件不如预期,或者一开始某一方就存在骗婚问题。现在,村民开始意识到跨国婚姻存在很高的破裂风险,因此出国相亲的情况也在减少。从“在国内找”,到“出国找”,再到“不出国找”,反映了农村男性择偶难度已经是极高了。

  研究者认为,这些男性遇到婚姻挤压,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出生性别比长期失衡

  例如在河北,出生性别比:

  1990年是112.7,

  2000年是118.5,

  2005年达到了120.1 。

  当地男性结婚难,是2012年左右开始明显的,正是1990年出生的人达到法定婚龄的时候。


  2018年,警方抓获78名拐卖越南女性的犯罪嫌疑人 | 重案组37号

  性别比失衡,还会造成

  养老和犯罪问题

  出生性别比升高,对人口结构社会安全,都有不良影响。维持人口更替会更难,犯罪率会升高,农村的养老负担也会更沉重。

  拿人口结构来说。性别比失衡,其实会加速人口结构恶化。

  在讨论生育率的时候,常常提到一个概念:“世代更替水平”(replacement fertility)。意思是,平均一个女性一生中需要生育几个子女,才不会让人口总数一代代越来越少。

  说到“世代更替水平”的时候,常常提到的数字是2.1,这个数字基本考虑到了有的女性不生育,有的孩子会夭折。

  但其实,2.1这个数字还有个隐含前提――性别比需要基本正常

  什么样的生育率能维持“这一代人的人口≈下一代人的人口”,是跟“这一代人的性别比”有关的。在性别比不正常的地方,比如明显男多女少的地方,“世代更替水平”就会明显升高。

  比如说,想象一下极端情况――

  如果十个人里,一女九男,这个女性得生10个孩子,才能“达到世代更替水平”。

  如果十个人里,九女一男,平均每个女性只要生1.11个,就能“达到世代更替水平”。

  我国育龄(15-49岁)人口男多于女,所以要达到“世代更替水平”,需要的生育率是大于2.1的,据估计可能在2.2~2.3。

  而这次人口普查发现,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仅有1.3,也就是预期每个女性平均生育1.3个孩子。这之间的差距相当大。


  世代更替水平定为2.1的前提是――性别比正常,

  我国不仅性别比长期失衡,目前总和生育率也仅有1.3

  | Pixabay

  性别比失衡既造成宏观上的养老困难,也导致个人的养老困境。

  终身未婚的农村男性在步入老年后,往往经济困难,又没有家庭照顾,因此非常依赖社会保障

  2011年的一个研究分析了2008~2010年的三次农村人口专项抽样调查数据,发现目前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有接近16%打算依靠政府救济养老,还有接近29%对养老没有准备。

  但随着我国人口结构老龄化,未来的农村养老恐怕会出现危机。

  性别比失衡还会导致一个问题,犯罪会增加

  2011年,西安交通大学的论文《性别失衡对犯罪率的影响研究》里写到,男性犯罪率比女性高,大多数暴力犯罪都是由年轻、社会经济地位低的未婚男性犯下的。男性人口及未婚男性人口的增多,会危及到社会的安全和稳定。有研究分析了中国26个省份17年的数据,发现性别比每提高0.01,暴力和财产犯罪上升约3%

  吉林大学研究者2020年的论文里也提到,一些大龄未婚男性可能性侵幼女或强暴妇女,对儿童和妇女的人身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两性平等,

  才能让性别比恢复正常

  第七次人口普查,是我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人口普查工作。700万名普查人员,对全国所有家庭和人口进行了全面普查。还随机抽取3.2万户进行了事后质量抽查,结果显示,第七次人口普查漏登率仅0.05%。

  这份最新的调查数据,再一次指向这样的结论:中国的确少了几千万女性,中国的出生性别比,的确是失衡的。

  出生性别比之所以会失衡,是源于根深蒂固的男孩偏好

  西安交通大学的研究者2010年左右在陕西访谈,总结出偏好男孩的几个因素,比如宗族、继嗣文化现实经济因素家庭社区压力


  认为只有男孩才是“后”,才能传宗接代。女孩既不能进家谱,也不能在丧礼上砸瓦罐。社区间的风气也加重了这种歧视。这无疑会形成对男孩的偏好。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文化里存在的性别不平等,使得女性在家庭地位、经济能力、基本权益、生存条件、发展机会和社会评价上都居于弱势。对单独的小家庭来讲,生育女孩变成一件经济效益上“不划算”的事。这也会进一步恶化出生性别比。

  男尊女卑的传统糟粕,导致了出生性别比失衡。只要社会依然重男轻女,堕女胎、杀女婴就不会停止。而出生性别比失衡导致的恶果,也将继续下去。

  参考文献

  [1]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

  [2]国家统计局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3]毕雅丽,李树茁著. 出生性别比治理绩效的影响机制.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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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张银锋.当前乡村男性婚配困难的现状、原因与对策分析[J].人口与计划生育,2018(05):21-25.

  [12]姜全保, 李波. 性别失衡对犯罪率的影响研究[J]. 公共管理学报,2011,8(01):71-80

  [13]靳小怡,郭秋菊,刘蔚.性别失衡下的中国农村养老及其政策启示[J].公共管理学报,2012,9(03):71-81

  作者:游识猷

  编辑:C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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