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大为：怎么发现下一个2001年的腾讯

摘要：网大为不但在2001年投资了腾讯，还在投资后决定自己也加入这家当时的小公司。他说：为什么我可以了解中国会有发展趋势，因为我很愿意认可显而易见的事情

摘要：网大为不但在2001年投资了腾讯，还在投资后决定自己也加入这家当时的小公司。他说：为什么我可以了解中国会有发展趋势，因为我很愿意认可显而易见的事情。

腾讯首席探索官网大为

在QQ音乐里搜索“网大为”，可以发现两首名字都很文艺的歌曲，一首叫《The Last Chance》，另一首叫《Forever》。

我们谈起其中一首歌《Forever》，他说那是他在香港出差没事做时随手写的。这首歌的背后有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个人，他住在地球，还有一个人跑到别的星球去了，住在一个太空营地里。两人逐渐老去，接近生命的终点，但他们距离很远，无法见面。所幸两人之间还有一个连接点，像是量子纠缠的感觉，不管在哪里他们都会相互联系……你注意到歌曲前奏里 ‘叮叮叮’的声音了吧？这个声音一方面像太空营地的信号，另一方面像是一个机器的心跳声。”

随后，他自嘲似的说：“So I am a crazy guy.”

网大为是David Wallerstein的中文名字，据说含义是“在网络上大有可为”。他是腾讯公司的首席探索官（CXO，Chief eXploration Officer）。

他可以讲流利的普通话和浙江话，脑子里有很多古怪的念头，这也导致他有很多与众不同的习惯――例如，他随身携带一个塑料杯，里面装着15美元买的过滤器，这样每天既可以喝很多水保持健康，又可以省掉很多塑料瓶，因为他觉得塑料瓶太不环保了。

他吃素，也愿意不厌其烦地解释他吃素的原因，这是他在WE大会上发言的版本：“温室气体排放当中，其中10%来自于牛，如果你知道你今天吃的一块牛肉，其实会让我们温室气体排放增加，也许你应该想想，是不是你的晚餐应该吃点别的东西。”在后面的内容里，大家还可以看到他和同事在餐桌上的讨论。

其实对网大为来说，根据一个想象的故事写一首歌，远远算不上什么疯狂的事情。2001年，在互联网最低谷的时期，他作为南非MIH中国业务部副总裁，一手促成了MIH对于腾讯的投资（至今MIH依然是腾讯最大的股东）；不仅如此，他很快也决定离开当时高大上的投资机构，转而加入当时尚未找到盈利模式，还在苦苦挣扎的腾讯，担任腾讯的海外业务副总裁。在网络上，很多人把这种对未来极度确认的all in的行为，叫做“穿越”，意思是只有从现在回到过去的人，才能对未来如此笃定。

此后，他不仅是腾讯在海外最主要的对外沟通渠道，还促成了很多合作和交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2003年，他以6万美元（当时约50万人民币）的代价购买了www.QQ.com域名。

而现在被互联网公司挂在嘴边的Customer Engagement（用户参与）概念，也是2005年网大为开始在腾讯内部推广的。2014年，网大为开始担任腾讯的CXO，他日常工作的很大一部分，就是继续着眼未来，寻觅在一些关键技术领域有潜力实现突破的初创企业，向它们投资。在他主导下，腾讯在海外进行了上百笔投资，这些投资大多数和腾讯自身的现有业务并没有太多的关联，例如与太空旅行、水资源、空气质量相关的初创公司等。

我和他的交流，也是集中在对于未来的判断上。一方面是回溯到十几年前，他如何准确地判断了腾讯的未来（也就是现在）；另一方面是他在当下这个时点，如何再去看到这个星球的未来，也就是他现在作为CXO的工作。他认为这两个方面的对于未来的展望，内在的方法和逻辑是一直的。

网大为掺杂着英文单词的美式中文对于表达他的思想有着独特的价值，因此在如下钛媒体与他的对话全文中我们也尽可能保留了这种话语方式。

以下为访谈实录：

钛媒体：你刚才谈自己Crazy，但我还是觉得你最Crazy的事情还是当年选择了到腾讯来。你应该肯定听过中国有一个词叫穿越。我不知道在你这样的人眼里，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网大为：你想我谈未来，或者谈我怎么来腾讯的事情？这一个是历史问题，一个是未来问题。

钛媒体：其实这两个问题我觉得是一个问题。你当时是不是看到了一个非常确定的未来，以及你现在是不是也同样看到了一个确定的未来？

网大为：其实都有点关系。我是在美国旧金山北边的小镇长大的，那个镇子只有5000人。我父母都没有大学背景，也都没有去过海外。但我从大概13岁起，一直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可能是听的音乐太多了吧。13岁时我就有一个想法要去日本，但我家没有钱，所以我找了三四份不同的工作赚钱。有了一点积蓄之后，我在16岁那年加入一个留学生团队去了日本，在福冈读了一年的书。

为什么对日本感兴趣？因为80年代时，我觉得日本可能会在很多领域超过美国。我们美国人比较怕日本，而我很好奇：这么小的一个岛，资源那么少，怎么会超过美国？后来通过了解日本的经济，我才开始对中国感兴趣。80、90年代时，美国人对中国不是那么好奇，那时中国还没有完全开放。

我一开始对地球的未来感兴趣，对日本跟美国的特殊关系感兴趣。我一直很怕这个地球有战争，你知道80年代的时候还有冷战。我年轻时就想避免战争，所以我读了国际关系领域的博士。

我到中国来时，对这些问题都比较好奇。第一次来是1994年，我在民族大学里读书，了解中国少数民族的情况。这段经历给了我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了解中国，我们去云南、贵州考察少数民族真实的生活情况，而不是每天在北京、上海。我从1994年开始去中国的农村，因为可以讲中文，所以我可以比较快速的找当地的朋友更好的了解情况。

我觉得中国应该还有比较大的空间可以发展，那时候我真的开始考虑我怎么可以起个作用，有没有可能在中国工作？因为我在日本了解日本时就在索尼工作过。

为什么我可以了解中国会有发展趋势，因为我很愿意认可显而易见的事情。不是说我有什么vision，就是面前看到的事情，我就会认可。有的人没有听别人说过，他就不会相信，不愿意相信自己的判断能力。而我不管媒体怎么说，不管外面怎么说，我认可事实就是这个情况，但很多人不愿意认可。

我2000年接触腾讯也是同样的情况。那时候在中国市场内，也包括中国人本身，没有多少人说OICQ很有价值。我们那时候搜网页访问量，看谁的网页最多，因为可以在那个网页上投放广告。但腾讯没有去适应这个模型，OICQ就是一个基于通信的应用。那时候没有多少人关注UGC或者Community（社区）。

我1999年开始投资其他公司时，一开始他们希望我投资内容网站。我那时候22岁，不太了解商业，也不太了解他们的项目。但我说内容的网站访问量不是很多。你要访问量，必须要找社交网络。因为用户进来就会花很多时间找朋友，写blog。我开始跟这些网站联系时，发现每个人都用OICQ。其实一开始我就没有太认可它，也不是很愿意安装。但后来发现好像互联网的每个人，都在用OICQ，于是我就去找Pony（马化腾）。

第一次见面是2001年6月在深圳，我向他们了解公司的基本情况。我问他们有多少用户量？回答是500万，超过了CNNIC的中国网民数据（编者注：腾讯QQ、微信的活跃用户数一直都超过CNNIC统计的中国网民数量，如腾讯2017年二季度财报显示微信的月活跃用户数为9.63亿，而CNNIC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6月底，中国网民数量仅7.51亿）。

我说这怎么可能，你是不是在骗我？他们回答说我不知道CNNIC的报告是怎么样，我们不看这些，我们就是看服务器的数据。服务器的数据显示，用户最多的省份是广东，第二是四川，第三是河南。我想怎么会有河南？后来发现河南有1亿人口。他给我的OICQ用户省份分布表，就是跟中国的人口表是一致的。我很认可这些服务器数据，而且我相信所有互联网用户都在OICQ里面，是腾讯的用户――这可能是中国最有价值的平台。我很愿意这么看，我没有太理别人在说什么，在想什么。我很愿意认可真实的情况，实时的情况。

我用刚才说的事情联系到今天的工作，我做CXO主要有两个部分的职责。我大概一半的时间，我和团队会花时间了解地球级的问题，另外一半时间就去寻找到合适的公司，合适的创始人，合适的技术，可以应对这些地球级的的问题。

我发现很多人在各个领域，大部分的老百姓不是很愿意认可实际情况。比如，我们刚才吃中午饭，我发现他们吃很多肉。我会问我的同事，你吃的肉从哪里来？牛。你要不要看这个牛被宰杀？不想看，绝对不想看。对啊，你只想吃汉堡，并不想看到牛被养殖、宰杀、切割、包装的所有过程。我要批评所有的人，因为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大家去到汉堡店，绝对不会想哪只牛被宰杀了；我比较特殊的是，当我看到汉堡，就会想到牛被宰杀的过程。牛肉只是一个比较直观的例子。我想说明的是：当你思考很多地球级的问题时，只要看到你面前这些显然易见的事情，就马上会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发现。而当你再进一步认真思考的话，就会发现市场机会在这里面。

钛媒体：我的问题是你怎么样看到未来。现在我理解你要做很多很多的观察。回想起来，当初你到腾讯时，已经比我们很多人都更了解中国。你了解美国，了解日本，了解中国的大城市，而且还了解中国很多偏远的地方。所以你对整个中国的认识是立体的，超过了绝大部分人。

网大为：我不能这么说，这太高调了（笑）。

钛媒体：我看到你的一个职责是探索腾讯的边界。但我想知道你怎么来定义腾讯的边界？

网大为：其实我们没有花太多时间强调说我们的边界在哪里。有时候，我们外部的合作伙伴，或者股东，会跟我们说：嘿，这个不是腾讯要做的事情！我能够理解他们的意思，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一家公司要做好，或者说获得商业上的成功，就一定要聚焦，聚焦才是商业公司的关键。但我们从一个更大的，企业的角度，集团的角度来讲：当我们做一个产品时，要聚焦很深；但是从构建一个大的生态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更加灵活一些，不要太急于说我们的边界在哪里。

我记得2003年时，我们公司一些领导、股东，很怀疑我们是否要做游戏。我们有一个领导说腾讯没有这个sense，我们不懂艺术，不懂游戏设计。但我们确实发现用户需要这个东西，中国现在变成一个娱乐大国，那时候还没有很清晰，但我们意识到了，我们看得出来用户需要有更多的娱乐选择，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没有必要太强烈的说要不要做一个领域，可以先探索看结果怎么样、市场反应怎么样、用户反应怎么样。我们从一个小的规模做一个事情，可以看初步结果，再判断要做多少或者做多快。有的领域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才能做好，包括游戏。我记得我们从2003年到2007年做游戏业务，不能说我们是特别成功的。我们连续受过四年的苦，大家都很多犹豫，说我们要不要做这个领域。但我们相信用户的需求，我们可能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切入点。后来，找到切入点只是一两款游戏，《Cross fire》《DNF》这种。一款就可以完全改变所有人的想法。

钛媒体：回到生态的问题，我现在看到一个现象，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同样的观察――那就是在生态内部的连接，变得越来越密切，但生态和生态之间，我觉得变得越来越割裂。全球也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美国几个大的巨头，中国也是几个大的巨头。你觉得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吗？

网大为：中国的互联网生态跟美国的互联网生态，好像两个生态越来越大。

我是从完全不同的角度考虑这个生态的问题，可能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因为我确实很少考虑腾讯怎么跟阿里或者百度合作――其实也不是很容易。有时候，我们的投资企业跟我们的合作也会花很多时间和精力。

我关心的是另一个生态方面的问题：我希望让中国的高科技生态还有硅谷的高科技生态，怎么可以更直接的解决发展中国家最大的挑战。你刚刚提中国的生态，很多VC、很多创始人，但他们都是在一个小生态里，你知道怎么找一个中国的VC，他给你钱了，你就在中国市场里发财。

但我看地球级的挑战越来越大，很多发展中国家非常需要下一代的技术，解决它们的问题。我在思考，怎么可以让更多中国创始人，还有硅谷的创始人更好的了解发展中国家的最大挑战，怎么可以加快科技在这些领域的融合。有多少中国的创始人说我的公司第一个市场是非洲？我相信可能没有。有很多很好的技术可以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但我们都不知道这些国家谁愿意跟我们接触。我发现这些生态都没有沟通，所以我现在要花很多时间，比如我今年在联合国做过两个发言，还组织了一个活动，跟各种国际组织不断沟通。他们可以帮我们跨越边界，可以跟相关的组织有更直接的沟通。我们可以更加了解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可以介绍我们投资过的公司的先进技术。我最怕的是十多年后这些发展中国家会增加大概十个亿的人口，他们的情况会比今天更危险。

钛媒体：我们一直在谈地球的问题，你觉得地球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网大为：地球上的化学污染，和人类行为的方式。我们为了满足日常需求，需要很多老的方法，比如说过滤水，污水处理。

一个城市的设计都是用比较老的方法：农业，我们用什么样的肥料，处理废物的方式是大概一百年前发现的。用很多能源，效率很低。用肥料，氮会影响很多生态，最后很多是化学问题，生态里不好的化学生态领，化学物处理问题，做事情的方法。我觉得整个人类，要升级整个做事情的方式。

比如我们不想开车，就想从A跑到B。但怎么从A跑到B？现在用一个大概一百年前的技术（汽车），效率很低。确实可以用更好的。我们很喜欢特斯拉，最近我们也投资过一个飞机的电动垂直起降技术，你也可以飞，从A到B，不一定要坐车。这个技术应该在几年内就可以实现，问题是人类愿不愿意关注这个问题，愿不愿意思考怎么做得更好。

我觉得很多人的想法比较保守，不愿意探索新的模式。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十九世纪，人类有20亿人口，现在人口剧增，产生了很多矛盾，我们需要更好的基础设施来发展农业。如果我们没有一百年前的架构（更新），现在就不会有这么多粮食和蔬菜给老百姓。但现在，我们更应该去不断改善，我们要切换这个架构，切换我们做事情的方式。

钛媒体：怎么切换这个架构？这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和系统的工程。

网大为：有的事情很复杂，有的事情也没有那么复杂。有的政府跟老百姓说没有问题，你不用考虑这些。那就没有机会讨论和思考这些问题，你不会鼓励全球人做这个领域的发明。有的问题很简单，你一定要认可、要忠实科学。科学当然会有它的问题，但你必须要了解它，思考怎么用它。

例如如果一个城市的水特别干净，就可以不用塑料，用一个杯子直接打开水龙头喝就可以。只要做好，而且让老百姓信任，这个水肯定没有任何问题，这样我们就不用买这些瓶装水了。我觉得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我昨天坐国航飞机，我看《中国日报》，看到一大堆跟环保相关的消息。美国媒体里没有多少环保的消息。

所以中国对科技领域特别好奇，是一个很大的需求。长期这样肯定会影响两个国家之间的真正情况，因为中国人基本上了解所有美国的情况，美国人只了解硅谷的情况或者美国国内情况就得了。那十年二十年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就有点担心这个情况。

钛媒体：对于这种技术的发展，你觉得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未来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网大为：每一个技术，长期来看都有它的风险。我刚才提到肥料，没有肥料的话，就不能喂75亿人吃饭。但肥料对环境也有比较负面的影响，科学家还在研究。这就是一个很基本的发明。更复杂的，比如基因工程、AI未来能做到什么都有它的风险。一开始我们觉得互联网就是小孩子玩的一个可爱的道具。后来发现，特别是在美国，不好好管互联网，也会影响选举的情况。我所有的行为，在工作中，我们都对AI非常好奇，对下一代技术很好奇，但我们要保证我们是用这个技术为了很好的解决人类的应用。很有钱的人，很穷的人，都会有更好的生活、更好的未来。我真的希望更多的AI专家，下一代技术的专家，会重视地球级的问题。

我觉得关键点不是怕技术，是怕人类。因为是人类来控制怎么利用技术。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国际型或者全球型的思维视角――如果不重视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没有足够的人才来解决。（注：在WE大会的演讲中，网大为重点提出了“放眼全球的视角（Planetary Scale Perspective）”的概念）

钛媒体：CXO主导的投资方向是什么？

网大为：我在WE大会里会讲四个领域。第一个，了解地球很重要，所以我们投资一些卫星技术，可以让你比较实时的看到一个现象，在地球的任何地方可以看到它在怎么变化。行业可以用这个数据，政府可以用这个数据，每个人都可以用这个数据，这可以让你做更好的模拟。

第二，我们要学会积极的改变。我刚才提过电动垂直起降技术我觉得一个很大的机会，但挑战是整个地球的城市化过程。现在大概57%的人口住在城市里，而且不断在升级，人口也不断在提高。我们是越来越多的人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现在地球大概有50%我们能利用的人类土地，还有所有人挤在这么小的空间里，我一直在思考有没有可能我们可以考虑新的方式，设计一个城市中心。比如说有一个城市，可以有你的商业，在核心区域，但可以住在很多附近的城市。比如天津、河北、石家庄，你可能需要坐飞机，电动垂直起降技术20分钟，从天津到北京花20分钟时间，可以飞到这里楼上。这肯定不会堵，肯定能20分钟内到。这样可以更灵活的设计一个城市中心，比如天津也可以变成北京的一部分，河北也可以变成北京的一部分。你可以鼓励很多人住在河北，你可能住在一个农家的地方，自己可以种菜，爱吃肉可以养自己的动物。早上起个床上班，20分钟到这里。给人很多灵活的选择，给人类一个机会。

第三个，跟人的健康有关系。我们对健康管理设备特别感兴趣。下一代基因学，会让我们检查一个身体的情况检查得很细。我们投资了一家公司，可以根据DNA的程度查到你有没有癌症，以后我希望每个人每年测试一次，最早期就发现。但是肿瘤会有变异，跟别的不一样，这属于一个很大的AI，就可以看得出来有没有癌症。这都是给人更灵活的机会，可以在家里观察自己的身体情况，不一定要去医院排队几个小时。而且我觉得这对发展中国家的人也特别有用，因为很多发展中国家没有实验室，没有这么好的医院体系。

第四个，我们做农业领域的投资。有一家是生物感应器挂在植物上，一个植物也会呼吸。他第一个应用程序是保证你给植物最合适量的水，不要给太多，也不能给太少。他怎么样知道它是否呼吸得好，它缺乏水也会有别的模式检测，按照这个就可以调水。调之后可以省水的应用20%左右，它的生产力也会提高20%。下一代的智能水系加在一起，可能会以后改变农民怎么做农业的模式。（本文首发钛媒体，作者/刘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