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了华尔街吧 硅谷成了华盛顿的新政治力量

9月4日消息，《卫报》网站撰文指出，华尔街的大银行以往主导美国的游说业，但如今科技巨头们已经取而代之。投入大把钱去游说能够给它们带来它们想要的东西吗？如竞争减少，税额降低，更多的数据

9月4日消息，《卫报》网站撰文指出，华尔街的大银行以往主导美国的游说业，但如今科技巨头们已经取而代之。投入大把钱去游说能够给它们带来它们想要的东西吗？如竞争减少，税额降低，更多的数据。

以下是文章主要内容：

学者巴里・林恩（Barry Lynn）在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基金会（New America Foundation）供职了15年时间，期间一直致力于研究谷歌、Facebook等科技公司日益增大的权势。他说，在那15年中的14年里，一切都“很好”。

上周，他被解雇了。为什么呢？他认为是因为该智库的一大资助者谷歌不满于他的研究方向。他在不断呼吁政府把包括谷歌、Facebook和亚马逊在内的科技巨头当垄断者来监管。

泄露的电子邮件显示，新美国基金会担心林恩对谷歌的批评可能会危及谷歌未来对它的资助。该组织的总裁安妮-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在其中一封邮件中写道，“我们正在试图扩展我们在一些绝对关键问题上的合作关系……想想你如何危及其他人获得资助的前景。”

斯劳特否认林恩是因为其对谷歌的批评而被解雇。该事件不好处理，毕竟谷歌母公司Alphabet以及它的执行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自1999年以来已经给新美国基金会捐赠了2100万美元。施密特甚至曾在该智库担任了数年的董事长，它的主会议室也被命名为“埃里克・施密特思想实验室”。

资助智库只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行业施展其对政策制定者的影响的其中一种方式。它们在这方面的努力很多都发生在离白宫只有0.25英里远的、较罕为任职的政治权力基地：华盛顿的白宫前街（K Street），游说业的中心所在。

除了智库以外，白宫前街充斥着精明老练的企业代表、受雇专家和倡导团体。这些游说者整天成群结队地围着国会议员转，以便确保他们的私人利益会反映在法律法规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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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额游说支出

大型银行和制药业巨头数十年来一直在该国的首都亮出自己的经济实力，但如今有位后起之秀已经走到了它们的前面：硅谷。在过去的10年里，美国最大的五家科技公司涌入华盛顿的游说资金已经达到了华尔街的两倍。

谷歌、Facebook、微软、苹果和亚马逊去年在华盛顿的游说支出共计达到4900万美元，而且，硅谷高管进入政府部门已经成为了继华尔街高管进入政坛担任要职之后的又一个“旋转门”。

科技公司过往并没有与美国国会走得那么近。微软在1990年代如日中天，积累了巨额的财富和市场份额。尽管贵为全球最大的企业之一，该PC软件先驱基本上都与华盛顿保持距离，1997年它的游说支出只有200万美元。

然而，在Sun Microsystems、IBM、Novell公司等失意的竞争对手的大力游说下，微软的巨大体量和反竞争商业行为引来了克林顿政府监管机构的审查。次年，美国司法部正式起诉微软，控告其利用Windows操作系统的市场垄断地位推广它的Internet Explorer浏览器，将竞争对手置于不利的位置。

在经过数年的法律争斗后，微软不得不作出改变，让竞争对手能够更容易将它们的软件整合到Windows。该场旷日持久的世纪诉讼让微软伤痕累累，也让它在商业活动中变得更加小心翼翼，变得没那么激进。在这些条件下，苹果、谷歌等竞争对手得以在后来实现繁荣发展。

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诉讼可以说给硅谷的科技巨头们上了痛苦的一课：加入政治游戏中来，否则华盛顿会让你的日子很不好过。

那场诉讼给埃里克・施密特带来了尤其深刻的影响，当时他作为Novell的CEO和Sun Microsystems的前CEO在微软案件审讯期间坐在前排位置，亲身目睹了一切。他在2001年被任命为谷歌CEO的时候，显然没有忘记那个警世故事。在他的领导下，谷歌大大加大了游说投入来在国会建立朋友圈，对政策制定者施加影响。

该公司2003年的游说支出只有8万美元。如今，它的母公司Alphabet在游说支出上比任何其它的公司都要多――光2017年上半年就达到950万美元，2016年全年为1540万美元。2013年，该公司在离国会大厦不到一英里的地方租赁了一处占地5.5万平方英尺的办公室。该办公室的面积与白宫相当。

并不只有谷歌这么做。Facebook、亚马逊、苹果和微软――受累于早期没怎么花费功夫去拉拢政策制定者――也在游说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伊利诺伊大学传播学教授罗伯特・麦克切斯尼（Robert McChesney）表示，“它们在华盛顿势不可挡，既有雄厚的财力，在共和党和民主党两边也都有游说人士。”

这些科技巨头花大钱游说并不只是为了成为华盛顿的贵宾――它们做这些是为了保护它们的寡头垄断地位。它们主要担心的问题包括：针对反竞争行为的潜在法律行动的威胁，任何可能会导致高税率的事情，网络中立性，以及隐私。

这种担忧促使曾大力支持奥巴马的施密特向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卑躬屈膝，尽管他曾在1月称特朗普会“作恶”。6月，他改变了他的态度，称赞特朗普政府带来了“大量的新机遇”。

?“政治对于这些人来说只是场交易。”《快速行动，打破常规：Facebook、谷歌和亚马逊如何垄断文化和削弱民主》作者乔纳森・塔普林（Jonathan Taplin）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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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实力

除了被公开报道的直接游说支出以外，硅谷还通过不透明的“软实力”手段来对政策制定者和公民施加影响。这些手段包括资助会游说政府或者影响公民社会的智库、研究机构和贸易协会。

?“这是一个十分浑浊的世界，”一位曾效力包括微软和Facebook在内的数家硅谷公司的华盛顿内幕人士说道，“所有的这些智库都发出有关监管控制会如何扼杀在线市场的白皮书。”

其它的巴结和施加影响的方式包括斥资数百万美元举办活动，比如谷歌8月初在意大利西西里岛西南部举行的3天秘密会议。商界领袖们乘坐私人直升飞机（或者自己的超级游艇）出席该活动，与艾玛・沃特森（Emma Watson）、哈里王子、埃尔顿・约翰（Elton John）等名流聚集一堂。该活动旨在汇集杰出领袖，共同讨论一些重大的全球问题、政府政策和互联网的未来――活动间隙，安排品酒会和温泉治疗。

另外，也有“旋转门”让硅谷高管进入政府部门，又或者让曾在政府部门担任要职的人进入硅谷。根据非营利性监督组织责任运动的数据，光是谷歌就雇用了183位曾供职于奥巴马政府的人士，与此同时，也有58名谷歌人员为华盛顿政府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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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经营

虽然这些公司拥有着巨大的权势和影响力，但它们也小心谨慎地经营自己的品牌，强调其品牌的优良性――高举诸如“不作恶”（谷歌）、“我们让世界变得更紧密”（Facebook）的口号。

?“他们做出公关方面的努力，来让人们对科技公司产生与华尔街截然不同的想法。”Revolving Door Project执行董事杰夫・霍瑟（Jeff Hauser）表示，“他们就是通过那样来维持他们是一群为人类福祉奋斗的前沿极客的幻象。”

事实上，这些公司是由美国最精明实际的一些商业人士领导的。

?“问问Snapchat的员工他们怎么看Facebook所干的那些事情。他们想要干掉谁，就能干掉谁。”塔普林是在说该社交网络巨头无休止地抄袭体量较小的Snapchat的功能的行为。受Facebook抄袭行为的影响，Snapchat如今陷入了业绩困境。

在塔普林看来，这些公司对于同性恋群体的权利、多元化和移民可能持有开放的态度，但它们的领导者和投资者很多都是自由放任主义者，对于国家政府的影响抱有高度怀疑的看法。“他们的理论是，民主是资本主义的阻力，因此他们需要尽可能少的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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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的技术自由主义

在1990年代的互联网时代初期，互联网公司通过绕过法规，快速行动，打破常规，在硅谷风生水起。这种技术自由主义是基于无边界的网络空间独立于现实空间，因此不受同样的条条框框约束的信念。这种观点在电子前沿基金会（EFF）1996年发布的“网络空间独立宣言”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该宣言抨击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

电子前沿基金会成员约翰・佩里・巴罗（John Perry Barlow）写道，“工业世界的政府们，你们这些令人生厌的铁血巨人们，我来自网络世界――一个崭新的心灵家园。以未来的名义，我请求属于过去的你们，不要干涉我们的自由。我们不欢迎你们。在我们的聚合之地，你们没有主权。”

科技公司的发展得到了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提出的自由市场思想体系的助力，该思想体系放松了对互联网公司的税法管制，因而带来了一个数字化自由贸易区。

由于政府不干预，一种新型的数字资本主义应运而生，多家“赢家通吃”型公司纷纷冒出。它们在数字经济内统治其所在的一整个领域：谷歌统治搜索，Facebook统治社交网络，亚马逊统治在线零售。随着财力的不断积累，它们能够投资建设更多的专有基础设施（比如数据中心），收集更多的用户数据，改进它们的算法，吞并或者抄袭竞争对手。这反过来会给它们带来更大的规模和竞争优势，导致任何其它的公司都无法与它们竞争。

科技巨头们反对它们属于垄断者的说法，理由依据是它们的用户来去自如，不受任何的限制。

?“竞争对手只是一次点击之隔，”代表谷歌、亚马逊、Facebook和Twitter的互联网协会（Internet Association）的迈克尔・贝克曼（Michael Beckerman）指出，“如果你不喜欢某项服务，大可转用其它的服务，就像去访问另外的网站或者应用那样。”

贝尔曼援引了《卫报》2007年发布的一篇题为“MySpace会失去它的垄断地位吗？”的文章，以MySpace作为即便是巨头也能一下子就倒下的例子。不过，MySpace在巅峰时期约有1亿用户，而现在的Facebook用户规模已经达到令人膛目结舌的20亿。

?“那完全是胡说八道，”麦克切斯尼说，“我不认为会有任何不信奉艾茵・兰德（Ayn Rand）自由放任主义的靠谱经济学家认同这些公司不是垄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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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打压

在认识到那些科技公司左右市场的能力后，欧洲监管机构――向来都不大会受到企业游说者的影响――采取了一连串的法律行动对它们进行压制，其中包括：调查苹果和亚马逊的税务安排，向苹果开出130亿欧元（约合145亿美元）的税单，以在收购WhatsApp后处理用户数据的方式违反数据保护法为由，对Facebook罚款。

6月，在备受瞩目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起反垄断案件中，谷歌被欧盟处以创纪录的27亿美元罚款，原因是其搜索引擎非法地偏袒自有的购物服务。

在美国，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对谷歌的一项调查得出了与欧盟一样的结论。该机构在一份160页的报告中写道，谷歌的行为“对消费者和在线搜索及广告市场的创新造成了实质性的损害。”调查人员敦促政治家对该公司启动反垄断调查，但政治家没有理会他们的建议，允许谷歌主动调整其搜索结果来避免遭到严重的制裁。为什么会这样呢？不好说，但该公司在华盛顿的2500万美元游说投入的作用难以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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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与创新

许多人不同意塔普林的看法，认为欧洲对硅谷公司的打压是该地区反美偏见和盛行的官僚主义的一个缩影。那些问题也制约了欧洲的创新能力，令其无法孕育出自己的科技巨头。

例如，贝克曼将硅谷公司现象级的成功归因于美国低干涉的柔性监管。

?“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成功的互联网公司几乎全是在美国土生土长，是有原因的。”

这种论调可谓根深蒂固，微软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Bill Gates）在1998年也曾如是谈到PC市场：“令人惊讶的是，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在没有任何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发生的。”

然而，硅谷的科技领袖们似乎忘记了一点：他们的公司是在政府干预和公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要不是国家政府的干预，谷歌和其它的一切永远都不会出现。

从1960年代开始，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DARPA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前身）资助科技巨头们所依靠的突破性技术的研发。这包括资助斯坦福研究院，使其成为硅谷创新和经济发展的中心。该研究院带来了诸多的发明，包括第一台全磁性数字计算机、鼠标和早期版本的互联网。

iPhone的每一项核心技术――包括GPS、蜂窝通信、互联网、微芯片、Siri和触控屏――均源自于美国政府和军方的研发项目和资金支持。谷歌搜索引擎算法的开发同样是获得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支持。

麦克切斯尼说道，“互联网的神秘之处在于，人们总以为它是大胆的创业者发明的，但数十年来它其实完全是出自联邦政府之手。”

通过三起有着重大意义的反垄断诉讼，政府也在瓦解科技行业的垄断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例如，IBM在1970年代主导大型主机市场，政府对其提起诉讼，试图将其业务的硬件部分和软件部分分离开来。为了避免被拆分，IBM最终不得不同意让其它的公司开发运行于IBM计算机的软件。这才有了后来的微软，而微软最终也面临反垄断诉讼，该案件的最终结果同样给谷歌带来了发展的空间。

由此我们说回埃里克・施密特。一家小型科技公司的说客说，“他非常清楚该如何玩这个游戏。他非常清楚，能够让音乐骤然停止的一样事情就是重大的反垄断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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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界点

虽然华盛顿管束当下的科技巨头的尝试基本上都没什么成效，但这种情况可能不久之后就会发生改变。民主党已经将反垄断列为他们未来4年议程的核心部分。5月，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在演讲中称，“是时候做泰迪・罗斯福（Teddy Roosevelt）当年所做的事情了：再次举起反垄断大棒。”

这番话也让人联想起了沃伦去年6月在新美国基金会的巴里・林恩组织的一项活动中发表的演讲。他当时称，谷歌、亚马逊和Facebook都是可能会变成“扼杀竞争”的平台。

就连共和党人也提议把Facebook和谷歌当作公用事业来监管，因为它们已经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然而，正当华盛顿日益想要针对硅谷采取行动，有人质疑这类行动究竟能够带来什么回报。毕竟，即便在欧洲被处以巨额罚款，也动摇不了谷歌的市场主导地位。

?“除非你采取某种单边行动来监管互联网，否则都只是些表面功夫，解决不了问题。”华盛顿的内幕人士指出，“常规的行动会放慢谷歌的前进步伐吗？是的。会给律师带来大量的报酬吗？是的。但它丝毫改变不了市场的格局。”

不过，这场浪潮也转向了公众舆论法庭。公众日益认识到那些科技巨头引发的种种问题，比如假新闻的传播，个人数据被大肆利用，自动化技术、工作岗位流失和避税之间的关联性。

?“在经济陷入停滞和贫富差距加大的时期，这些公司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巨大影响力将会越来越难以发挥出来。”麦克切斯尼说。他认为，当前的经济状况与这些公司有内在的联系。“随着我们看到AI和机器人替代人们的工作岗位，人们对于新世界新时代的热情势必会消减。”

?“拿着干草叉的人们最终不会放过那些公司，”霍瑟补充道，“尽管他们是使用它们打造的智能手机来寻找抗议活动的地点。”（乐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