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手机在印度：印度人卖得比中国人还好

夏海燕第一次踏足印度是在2008年冬季。应供应商的邀请，夏海燕前去印度考察

夏海燕第一次踏足印度是在2008年冬季。应供应商的邀请，夏海燕前去印度考察。在班加罗尔、孟买兜了一圈后就来到了德里。第一次来印度，夏海燕的感觉很不好，“这里太破了，中心城区的马路牙子是用土堆的，公交车不关门，售票员就吊在门口喊乘客上下车。”这不禁让夏海燕想起了90年代搭长途汽车回县城的场景。

▲2009年10月，印度，等待出发命令的公交车。

华强北时代

中国的画风与印度截然相反。夏海燕去印度那年，北京举办了奥运会，城市焕然一新，整个国家都洋溢着热闹的气氛。与这样的气氛相衬的，还有深圳福田区的一条街道。

华强北路，这条刻在中国电子发展史上的道路，在2008年迎来了巅峰时期。在第十届高交会华强北分会场开幕仪式上，华强北被授予“中国电子第一街”的称号，自此确定了全国电子商业界的龙头地位。上百家手机店聚集在这个南北930米，东西1560米的区域里，“各式各样的新品、山寨品、仿品到处都是……”说起华强北当时的红火，夏海燕至今还记忆犹新。

与华强北不同，印度当时的手机市场还没有完全打开，使用手机的人还是少数。据统计，印度2008年人口11.57亿，全国手机保有量大约3亿台，相当于每4个人中只有1个人拥有手机。

华强北的热潮不仅在全中国蔓延，还席卷了印度。夏海燕在考察的时候发现，印度市场上的手机大部分都是从华强北过来的贴牌山寨机。“不管是孟买、班加罗尔、还是新德里，只要是去过的地方，随便去当地的电脑城一问，卖的基本上都是从那里（华强北）来的。”夏海燕肯定地说。

▲2009年4月15日，深圳华强北的3G手机批发中心，人潮涌动。

华强北手机在印度的热销也催生了一种特殊的职业：华强北“倒爷”。他们的日常工作就是到华强北采购手机，然后倒卖到印度。在夏海燕的记忆里，这样的跨国贸易，中国人始终做不过印度人，原先转型做贸易的华强北商人，最后都慢慢退了回来。

“印度人在中国能吃苦，会砍价，也没有‘二道贩子’的嫌疑。”夏海燕解释说，“印度人的采购价比中国人低，再加上他们对利润要求也低，中国人很难做过他们。”

虽然华强北商人遭遇了挫折，但中国手机在印度的热销一如既往。或许是嗅到了商机，中国大型手机品牌也开始效仿华强北，纷纷进入印度市场。

▲2008年4月，一名印度人正在使用手机。

后华强北时代

2015年，夏海燕与人合伙创办了洋葱移动，主做手机APP分发。曾在华为工作过近10年，夏海燕熟悉手机行业的每个细分领域。他很清楚，国内的APP分发市场已接近饱和，要从众多的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实非易事，相对而言，与中国相邻的印度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

一方面，印度的人口红利与中国相当，未来前景很大；另一方面，像洋葱移动这样的中小型科技企业，没有顶尖的技术，在中国很容易被同行复制和超越，放在印度却还算领先。

然而现实给了夏海燕沉重的一击，公司成立不到两年，他就被迫将它卖掉。“我们走得有点快，超出了市场（的需求）。”夏海燕尴尬地笑了笑。在他看来，印度的APP分发市场还没有打开，洋葱移动的业务量上不去，资金无法周转，只能断尾求生。

▲2014年，夏海燕创办了洋葱移动，图为夏海燕（第二排左四）与洋葱移动员工合影。

夏海燕的这次失败经历与印度的手机产业密不可分。2010年前后，中国开始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与此同时，印度尚未步入PC时代。尽管如此，巨大的人口红利仍然吸引了大批中国企业进入印度，许多知名品牌如OPPO、vivo、小米等，开始纷纷布局印度市场。他们跳过了PC，让印度直接进入了移动时代。

欲速则不达，印度快餐式的手机消费，并不能与中国市场完全接轨。为了打开销路，中国品牌开始转战低端市场。“功能机、低端的智能机在印度都很好卖。”一位手机配件供应商表示，印度的消费水平不及中国，中国热卖的中高端机型在印度市场并不吃香，所以手机商往往会选择低端路线。“在中国卖1500块钱的手机，到印度后就做阉割版，分辨率降一降，内存降一降，最后外观看起来一样，但只卖1000块钱。”他说。

“低配版”手机价格低廉，既满足了印度市场的需求，也推动了国产手机在印度的销量大增。据统计，2017年第一季度，国产手机占印度智能手机市场的份额已经达到51%，去年同期才15%，相比之下，印度本土品牌的市场份额则由41%萎缩至14%。

▲2013年8月17日，孟买，一位印度顾客正在手机柜台浏览。

随着OPPO、vivo、小米这些大型品牌进入印度，华强北的山寨机逐渐失去了竞争优势，开始淡出印度市场。不同于华强北商人把山寨机倒卖到印度，这些大型品牌不仅把手机卖到了印度，连广告、店铺、工厂也全都搬到了印度。

王茂太至今还记得第一次来印度时看到的景象。2016年4月，他代表欣旺达来印度考察市场，看到机场内、街道上、商场里全都是OPPO、vivo的广告，“两步就一个，两步就一个，一眼看去这条街全是。”

▲2017年6月2日，瓜廖尔，关闭的店铺门面上布满了OPPO的广告。

和广告一起搬来的，还有手机产业链。今年3月，欣旺达的印度工厂在诺伊达工业园开业，作为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电池供应商，欣旺达选择落地诺伊达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诺伊达所在的北方邦堪称印度手机产业的心脏，这里既有欣旺达这样的手机零部件厂商，也有海派、财富之舟这样的手机代工厂，既有OPPO、vivo这样的中国手机品牌，也有Micromax和Lava这样的印度本土巨头。

“这就是集聚效应，和华强北一样。”王茂太说。为了更好地服务下游企业，上游供应商往往会选择离它们近的地点建厂，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了一条产业链。

▲2012年，印度联邦行政区划图。

中国手机商纷至沓来，只看得见被抢购一空的手机柜台，只听得见不绝于耳的商场叫卖声，却忽略了印度市场的风险。

印度的痛点

“太快，还是要付出代价的……”当得知部分生产和实验设备需要补做BIS认证，原定的到货时间要推迟两个月，王茂太心里不免有些失落。

去年12月，他向印度政府递交了欣旺达印度工厂的注册资料，从工厂选址、厂房装修到产品BIS认证，一切在王茂太的预期之内。今年1月，按计划应该把生产设备拉到印度去了，没想到这时候却出了岔子。为了不耽误生产，王茂太只好通过其他渠道将设备提了出来。

在夏海燕看来，中国企业进军印度的方式总是快得让人有些难以接受，“上来就直奔主题，谈钱、谈股份。”卖掉洋葱移动后，夏海燕又创办了一家印度咨询公司CloudMagic，为中企落地印度提供解决方案，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协调中企与印度政府的关系。

今年3月，一家中国制药企业计划在安得拉邦征地开厂，但当地农民觉得地价太低，不断闹事。制药企业请来当地警察局帮忙，结果却打死了一个农民。如今被当地保护组织抓住了“辫子”，眼看场地投了，设备也过去了，但企业就是开不了工。“中国企业总是先干，结果发现一个致命的问题就可能导致整个项目停工。”夏海燕无奈地摇摇头。

印度的征地法一直为外界诟病。从英国殖民时期的Land Acquisition Act 1894”（征地法1894）到2012年推出的新征地法，“同意条款”和模糊不清的市场价格定义始终横亘在投资者面前，阻碍了外国企业落地印度。

▲2010年8月26日，新德里，数千名印度农民集会抗议，此前政府为新建一条公路而强征土地。

和制药企业比起来，OPPO的遭遇则让人如芒在背。今年3月28日，OPPO印度传出了“中国经理侮辱印度国旗”的消息，上百名印度员工在OPPO公司外抗议，这件事情甚至牵动了外交层面。

然而一位知情人士表示，事情并非媒体报道的那样。当时印度员工贴在墙上的国旗纸张脱落了一半，中国的生产班长清理工位时就干脆撕了下来，扔进了垃圾桶。原本是一件小事，可一旦牵涉民族情绪，就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即使OPPO在印度99%的雇员都是印度人，他们也必须开除涉事员工来了结此事。

▲2017年3月，OPPO“国旗事件”过后，公司外聚集了大批抗议者。

有人曾形容印度是一个软性民族，他们在意的事情不多，唯独对民族这件事情尤其认真，这一点在莫迪代表的人民党执政后更加明显。人民党奉行印度教民族主义，印度教民族主义强调印度教至尊，希望在印度建立一个“印度教国家”。

夏海燕的合伙人就是人民党的高层，在组建CloudMagic时，他向夏海燕提出了“只雇印度教员工”的建议。如今，除了三名中国员工，CloudMagic从合伙人到员工都是印度教。

与此同时，宗教民族主义衍生出的国家民族主义已经开始显现。有人曾用“印度一直在中国的阴影之下”来形容中印关系，印度也不吝于表达想要超越中国的想法。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印中企需要时刻绷起“民族情绪”这根弦，以免成为发泄的对象。

▲2016年10月11日，孟买，一名男子骑车驶过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民族卫队的游行队伍。

与夏海燕不同，王茂太所在的制造业不仅要面对软性环境的风险，还要解决许多硬件环境的问题。用王茂太的话来说，印度的配套设施非常不完善，就连非常简单的X-Ray测试实验室都找不到。为了落地印度，欣旺达要从中国把整条生产线都拉过去，“连做设备的一个铣床，我们都要自己运过去。”王茂太无奈地摇摇头。

然而，即使基础设施再简陋，印度员工再效率低下，欣旺达也还是要去印度的，因为这是一条必走之路。

▲2017年3月，王茂太所在的欣旺达印度工厂正式开业。

印度的改变

早在2016年初，欣旺达就考虑过在印度建厂，因为一项政令。

2016年4月，印度政府宣布大幅上调手机四大配件（电池、充电器、耳机、数据线）的进口关税。由于印度本土的供应链很不完善，手机企业需要从国外进口零配件，新政策一旦实施，手机企业就需要承担翻倍的关税。

消息传出后，手机企业开始要求供应商到印度建厂，以减少关税成本。在王茂太看来，“下游倒逼上游”，印度还是在鼓励本土制造，只是换了一种迂回的方式。

因为损害了印度本土手机企业的利益，这项政令颁布不到1个月就被废除了，许多企业因此搁置了落地印度的计划。王茂太却不以为然，“印度一定会加税的，因为PMP计划。”王茂太口中的PMP计划(Phased Manufacturing Programme)是莫迪“印度制造”的重要部分，根据PMP计划，印度2016-2017年要实现手机电池的本土制造。

▲2014年9月25日，新德里，莫迪宣布“印度制造”计划，提出一连串吸引外资的重大政策，以打造印度成为全球制造王国。

除了“本土制造”，印度在引入外资方面也持续发力。2013年，印度允许电信行业实现100%的外国直接投资；2015年，印度放宽了15个主要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标准；2016年，印度更是推出了全面外资改革举措，开放大部分制造业和服务业。

趁着开放的东风，中国去印度的企业也越来越多。今年初，夏海燕在德里新开了一家中国餐馆，专门接待前来印度考察的中国企业，“中国企业去得多嘛，大家有需要”。王茂太也在筹谋着工厂的二期建设，“这仅仅是我们的一期，二期在哪里，就看一期做得怎么样了。“

中国企业对印度的偏爱，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印度和中国很像。许多学者将现在的印度比作“八十年代的中国”，但纵观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春秋战国时期或许是个更恰当的比喻。印度实行联邦制，邦与邦之间各自为政，国内宗教、党派众多；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林立，先秦诸子，百家争鸣。

或许是巧合，回顾莫迪上任以来实施的政策，竟颇有些秦始皇嬴政的作风：实行GST税改，统一印度税制，就像秦朝“车同轨，书同文”；奉行印度教民族主义，与秦始皇“焚书坑儒”可谓殊途同归。也或许是巧合，莫迪2015年首次访问中国，第一站就是西安的秦始皇兵马俑。

▲2015年5月14日，莫迪抵达西安，当天上午来到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金砖国家过去的历史告诉我们，特殊的时期需要一位特别的领导人。巴西错过了卢拉时代，俄罗斯错过了黄金十年，再想完成经济转型已是难上加难。如今印度正值经济上升周期，莫迪能否效仿秦始皇，整合国力，完成改革，一切尚未可知。

对于中国手机企业来说，印度的经济转型也意味着手机行业的重新洗牌，中国企业能否继续复刻“华强北模式”又或是“另起炉灶”，一切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