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是户籍部门避重就轻的回应，还是当事人的自我辩解，都没有阻止舆论逼近真相：1月22日消息，陕西神木“房姐”的户口增至四个，除之前爆出的两个外，还有两个户名为龚爱爱的户口分别落在北京市朝阳区奥运村派出所和陕西省神木县大柳塔派出所。
无论是户籍部门避重就轻的回应，还是当事人的自我辩解，都没有阻止舆论逼近真相：1月22日消息，陕西神木“房姐”的户口增至四个，除之前爆出的两个外，还有两个户名为龚爱爱的户口分别落在北京市朝阳区奥运村派出所和陕西省神木县大柳塔派出所。
在之前“两个户口本”的新闻背景之下，神木警方曾回应称，2007年3月，龚爱爱户口由山西省临县迁入陕西省神木县。按照临县公安局克虎派出所提供的情况说明称，龚仙霞与龚爱爱应为同一人，系克虎派出所民警在户口录入时工作疏忽造成的。
这个烫手的山芋被神木转手一扔，却牵扯出更多的户籍乱象。现在,“房姐”的户口已由两个增至四个，不但“工作疏忽”的理由成为了笑柄，更多地方、更大范围的问题也渐渐浮出水面。
不得不长叹一声，“房氏家族”威武！“房姐”和正在调查中的“房妹”事件主角翟振锋一样，都是出自手握资源的部门(一为钱，一为房)，都是多个身份、多处房产，一样在公职之外还有自己的生意，一样面对权力变现、权力自肥的嫌疑。最重要的是，他们都能轻松操弄现有制度和规则，通过户籍造假四两拨千斤转移消化公共资源。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是该惊叹“房氏家族”腾挪的手段了得，还是该惊叹户籍制度鹑衣百结的管理现状？
作为中国社会治理的基础性支撑，作为医疗、养老、住房福利的分配依据，甚至作为治安管理、抓捕通缉的重要手段，户籍制度多少年来在改革的声浪中岿然不动，并显示出了巨大的制度刚性。因为它的存在，多少年轻人必须返回户籍所在地高考，多少老年人必须在户籍所在地看病才能享受医保，多少小夫妻为了一张准生证跑断了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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